1859年底，中國與英法兩國確實存在著和平化解危機的可能性。中國方面準備做些讓步，英法兩國也有不戰(zhàn)而勝的期待，希望中國能夠履行換約承諾，讓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重回正軌。
12月25日，僧格林沁對朝廷說，和戰(zhàn)二字，判然兩途，和之局在上海，戰(zhàn)之局必在天津。英法兩國公使既然一再宣稱和平通商，和平換約，那么就應該以和平為訴求，在上海與中國地方官員定議，而不應總想著北上，想著京津。僧格林沁指出，假如英法兩國軍艦馳往大沽口，就意味著外交破裂，意味著英法兩國決意報復，斷無和好之理。從當時情形說，不能不承認僧格林沁這個判斷有道理。
基于這樣的分析，僧格林沁強調用兵之道，貴乎鼓作士氣，不宜稍有游移，心無專主。他建議，一旦英法兩國軍艦抵達大沽口，我清軍各營將士勢必勇氣奮發(fā)，定欲再挫英法聯(lián)軍，最大限度殲滅，讓他們片帆不返。
作為軍人，以強硬姿態(tài)備戰(zhàn)，道理上當然沒有問題，應該提倡。問題是，僧格林沁并不能堅守軍人本分，總是愿意從政治上考慮問題，干預政治。他認為，朝廷選派外交官進行談判是對軍隊的誤導，若今日言和，明日
言撫，我清軍將士雖與英法聯(lián)軍有不共戴天之心，將領卻因和談迷惑而常畏首畏尾。他警告朝廷，一旦人心懈怠，恐怕就再難收拾了，朝廷一定要堅信必勝，我清軍固然不應輕開邊釁，先打第一槍，但我軍決不能坐失良機，被動挨打，必須妥為部署，鞏固炮臺，深挖戰(zhàn)壕，暗伏地雷，隨機應變，隨時截擊，隨時準備決戰(zhàn)。
僧格林沁的強硬姿態(tài)肯定影響了咸豐帝的決策，特別是僧格林沁先前指揮清軍大敗英法聯(lián)軍，也使咸豐帝有些底氣。不過，咸豐帝此時并不準備與英法徹底翻臉，他在1860年初還是很謹慎地指示兩江總督何桂清，讓他耐心與英法兩國使臣周旋，不要因為兩國使臣態(tài)度而放棄�；噬系囊馑际亲屖钩剂粼谏虾＿M行交涉、談判及換約。假如英法兩國使臣明了清政府這層深意，不那么蠻橫堅持進京，不再那么追逐形式，為中國政府留足面子，那么他們一定能收獲更多的里子。
然而，清廷的好意并未被英法兩國使臣感覺到，1860年初英國外相訓令駐華公使普魯斯，敦促他盡快要求清政府支付“因所犯錯誤”而必須支付的賠款，還有其他一些附加條件。中國的和解姿態(tài)不被英法高層所感知，雙方依然面臨許多不確定因素。
春節(jié)過后，清政府命令直隸總督加緊備戰(zhàn)，并下令各省抽調精兵強將補充天津防務。清政府顯然已意識到形勢不妙，戰(zhàn)爭或許又成了沒有辦法躲過的唯一選擇。
其實，清政府此時面對的壓力并不只有英法聯(lián)軍，美國、俄國，也在試圖聯(lián)手共謀擴大利益。至于太平天國，此時也到了非常時代，清軍全面包圍天京，試圖大舉進攻太平軍是清政府對外強硬的后盾，但其實稍后也能感到清政府實際上讓自己腹背受敵，再次形成清政府、太平軍和英法三分天下爭奪之勢。這大約也是清政府稍后處理英法關系的困難所在。
為最大限度避免戰(zhàn)爭，英國商人窺測英使普魯斯的意思，向兩江總督何桂清提交調處辦法八條，主要內容有：不同意對《天津條約》進行任何甚至是文字的修改，要求中國政府撤掉大沽口防務，要求中國政府支付聯(lián)軍費用。在中國政府對這些條件還沒有提出回復的時候，英法聯(lián)軍四艘軍艦于1860年2月中下旬相繼離開上海北上。很顯然，英法兩國決意按照自己的日程進行，不再顧忌清政府的態(tài)度。
對于英法聯(lián)軍的行動，清政府并沒有奏效的反制辦法。咸豐帝能做的，不外乎讓僧格林沁加強防務，防止英法聯(lián)軍從其他位置登陸，包抄炮臺后路。清政府只能就地防守，而英法聯(lián)軍則行動自如，攻守兩便。
2月底，四艘英國軍艦抵達山東芝罘島。3月8日，英使普魯斯、法使布爾布隆分別通過兩江總督何桂清照會清政府大學士，要求中國政府認錯，答應英法兩國公使進京換約，賠償經費，送還在大沽口外戰(zhàn)役中繳獲的炮械船只，同意各國公使常駐北京，全面履行《天津條約》。照會要求清政府三十天內給予答復。
或許是因為清軍在圍剿太平軍方面連連得手，氣勢大振，清政府在對待英法兩國要求時就不愿那樣卑躬屈節(jié)。咸豐帝3月16日諭示兩江總督何桂清，以為英法兩國的八條要求根本不能接受，英法兩國先行背約，并非中國有失信于英法。更何況，我清軍有了大沽口戰(zhàn)役勝利的激勵，此時兵威既振，焉能將前議《天津條約》五十六款悉行照辦？至于兵費一層，中國既然為前次戰(zhàn)役勝利方，理應獲得戰(zhàn)敗方英法賠償。中國政府答應兩抵不償，已屬通融辦理，安有再讓中國出錢賠償英法的道理？至于大沽口設防，咸豐帝認為這是中國內政，是海疆應辦之事，并非專門為了防范英法。因此，即使中國與英法兩國達成新和約，中國也不可能遽行裁撤大沽防御工事�？傊特S帝認為英法兩國使臣八條要求窒礙過多，無法答應，更不可能以此作為繼續(xù)談判的基礎。
咸豐帝的強硬其實是錯誤理解了對手，何桂清的報告說得很明白，這個八點建議是英國商人揣摩英使的意思提出的變通方案，中國如果能夠以這八條為基礎斟酌加減，英國商人或許有辦法再找英使商量，或許能找到一個妥
協(xié)方案�，F(xiàn)在清政府不容商量拒絕了這個建議，戰(zhàn)爭也就一觸即發(fā)。
其實，英法兩國早就確立了以戰(zhàn)逼和的大方略，兩國都在有條不紊調兵遣將，加緊布局，3月中下旬，據傳已經抵達或將要抵達中國的聯(lián)軍將有三萬多人。這個跡象、這個姿態(tài)，又讓清政府驚慌不已。3月27日，軍機處給何桂清發(fā)去一道命令，回復英法公使3月8日照會，表示照會中要求中國政府認錯、賠償等，都不能接受，但如果兩國公使答應不帶軍隊，可以考慮讓他們北上，在北塘換約。清政府又愿意作出一點讓步。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咸豐帝兩天后再諭何桂清，態(tài)度大變，以為兩國使臣照會言辭諸多狂悖，其公使駐京，從前已說通融，斷不能再準；讓各國公使擇地居住京外之說，亦不可行；其賠償兵費，游歷內地，均不準行；至于增添通商口岸，如果逼不得已，英國可增加瓊州一處，法國可增加淡水一處，至于長江口岸、牛莊、登州，均作罷論。和平交涉，至此基本陷入困境。
英法公使接到清政府回復照會后，咆哮如雷，他們不僅不再對和平抱有希望，而且不愿再聽英國商人和議勸說。英國公使普魯斯4月9日召集在上海的英國商人研究對策，他在會上毫不客氣責備英國商人總說可以言和，現(xiàn)在清政府的回復來了，白紙黑字，毫無愿和之意�？梢娔銈冞@些商人不懂政治，不懂中國。對付中國，只有實力，只有一意決戰(zhàn)。
錯綜復雜“多國殺”
當清政府與英法兩國矛盾不斷加劇，在北方的沖突一觸即發(fā)時，上海的中國官員則正在設法請求英法兩國軍隊給予保護，因為他們面臨著太平軍猛烈反擊，上海、蘇南以及浙江、安徽等地已經或即將淪陷。
洪秀全和他的太平軍武裝反抗清政府統(tǒng)治至1860年已經十個年頭了，洪秀全和他的軍隊占領著清帝國的古都南京也有七年之久了。在這七年中，太平軍破壞并控制過從漢口到鎮(zhèn)江的長江流域廣大區(qū)域。當然，在更多時候，清帝國的軍隊將南京城團團圍住。在1859年，太平軍除了南京、安慶兩座堡壘外，先前所占領的廣大區(qū)域基本上被清軍所“解放”，困守天京孤城的洪秀全和太平軍在事實上已經陷入彈盡糧絕的境地。
然而到了1860年，當清帝國與英法兩國沖突加劇時，洪秀全、李秀成發(fā)現(xiàn)并充分利用了這個起死回生的機會。他們立即組織了大規(guī)模反攻：一支太平軍由福建北向進入浙江，一支由被清軍團團圍困的天京向外突圍，東向進入蘇州、上海及其附近東南富庶地區(qū)，那里過去幾年一直沒有受到戰(zhàn)火摧殘，這一次卻無法幸免。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太平軍將領很少顯現(xiàn)戰(zhàn)略上的智慧，但這時的反擊無疑展示了他們某些戰(zhàn)略上的考慮，甚至隱約體現(xiàn)了一些外國人的同情、建議。這些外國人、同情者很明白地告訴太平軍領袖，應該充分利用清帝國外交內政各種困難交織的絕佳時機反敗為勝轉危為安，至少應該利用外國人為清帝國制造的困難，沖出重圍。
根據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研究，向太平軍提出反攻建議的外國人，或者受到太平軍宗教信仰的影響，以為太平軍的信仰就是他們的宗教，四海之內皆兄弟，彼此一家人；或者完全出于市場理由，純粹為了進入天京，進入太平軍控制區(qū)域推銷武器、汽船和糧食。
但是，天京被團團圍住，近乎水泄不通。外國商人要想將物品送進天京完成交易，相當困難。讓太平軍沖出天京，不論對外國商人，還是對太平軍來說，都成為一種必要。恰當此時，太平軍又有了杰出領袖李秀成指揮，遂使他們從天京沖出成為可能。
3月19日，忠王李秀成率部下轟塌杭州城清波門三十多丈，守城清軍潰散，太平軍克復杭城，占領七天，然后退出，橫掃安徽、浙江、江蘇數十
060
縣，斬獲清軍將官不少。
太平軍強勢進攻、攻城略地激勵了困守孤城的洪秀全。5月初，南京城里的太平軍在天王洪秀全指揮下最后一次沖出，沿著大運河推進，所向披靡。清軍聞風而逃，丟盔卸甲，東南半壁在1860年春天竟然被太平軍掌控。太平軍利用外患達成“革命”目的，化危為機，轉危為安。
福不雙至，禍不單行。在清軍與太平軍打得不可開交時，俄國人又來趁火打劫，謀取私利，加重清政府政治危機。
利用中國內外危機獲取好處，是俄國人一貫手法，他們眼見得清政府在太平軍和英法聯(lián)軍雙重打擊下奄奄一息，于是趁機要求中國政府按照俄國新繪制的地圖在北京訂約分界，試圖不費一槍一彈將中俄東段邊界敲定，大片中國固有領土將改換主人。
盡管有太平軍、英法聯(lián)軍多重壓力，清政府也沒有敢在國土問題上輕易讓步，中國政府照會答復說：“中國向來辦事，皆以俯順民情為要，是以礙難允準。”
俄國公使伊格納切夫收到中國政府回復照會后勃然大怒，宣布交涉決裂。1860年5月28日憤然離開北京，前往上海，游說英法兩國公使、軍事將領，當面大罵清政府不守信義，冥頑不化，表示俄國愿意與西方各國協(xié)調一致，對付中國，摧毀大沽炮臺，用武力解決問題，然后協(xié)助兩國實現(xiàn)換約、駐使北京的目的。
對于內外矛盾交織的復雜形勢，清政府并非茫然無知，只是年輕的咸豐帝無法真正統(tǒng)領朝廷中的主戰(zhàn)派和主和派，在戰(zhàn)與和這些重大問題上，清政府無法找到政策平衡點，只能隨風飄搖，忽戰(zhàn)忽和。
此時，清政府與太平軍的矛盾成為所有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因為不僅清政府知道，而且英法俄三國也清楚地知道，盡管他們之間有矛盾有沖突，甚至有戰(zhàn)爭，但英法俄三國最不愿看到的是清政府垮臺，或者咸豐帝從北京逃出流亡。因為一旦發(fā)生這樣的事，三國就失去了談判對手，《天津條約》更沒有辦法批準，公使常駐北京不可能，長江流域對外開放更沒有人負責。
在這所有矛盾中，真正希望清政府垮臺的只有太平軍。太平軍就是希望利用各種矛盾讓清政府早日終結，實現(xiàn)改朝換代的夢想。
太平軍成為清政府真正的敵人，英法俄與清政府只是利益分歧，清政府與太平軍卻是你死我活。弄清了這層關聯(lián)，清政府尋求英法兩國幫忙剿滅太平軍，不僅合情，而且合理。
回望英法兩國外交及軍事當局，他們的主要任務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進入北京，壓制清政府，迫使清政府同意公使常駐，同意長江流域通商，同意交換《天津條約》批準書。因而，英法兩國樂于看到太平軍對清政府進行嚴厲打擊，樂于看到清政府軍事力量被削弱。另一方面，英法兩國也不希望太平軍坐大，不希望太平軍取清政府而代之，所以在很多時候，英法兩國希望清政府聚集強大力量去鎮(zhèn)壓難以對付的叛亂。在這種矛盾心情支配下，英法兩國無法按照常規(guī)出牌行事，他們一方面準備在北方沉重打擊清政府，另一方面準備在南方，在廣州、在上海幫助清政府，平息太平軍引發(fā)的社會動蕩。
6月2日，李秀成、李世賢率軍攻占蘇州，候補道李文炳、候補知府何信義等率部投降，開門迎入。忠王李秀成收復降卒五六萬人，以左同檢熊萬荃管理蘇州事，旋改蘇州為蘇福省。清方巡撫徐有壬、署按察使朱鈞自殺，布政使薛煥先已派駐上海，幸免于難。同一天，太平軍還攻占了宜興、江陰等數縣。
還是這一天，美國人華爾獲得上海巨商四明公所董事候選道楊坊資助，以及上海道吳煦委派，招募旅居上海的外國人組成洋槍隊，自任統(tǒng)領，以洋槍等新式武器參與對太平軍作戰(zhàn)，公開幫助清政府，站在太平軍對立面。清政府與太平軍之間的格局由此漸漸發(fā)生變化。
長江三角洲亂局持續(xù)發(fā)酵，陷入一種錯綜復雜的“多國殺”狀態(tài)。只是這種狀態(tài)并沒有阻止或牽扯住英法聯(lián)軍。英法聯(lián)軍依然按照既定計劃北上，照舊準備用武力解決與中國政府的分歧。
6月22日，英國遠征軍總司令格蘭特從上海乘船前往威海衛(wèi)，然后從那
↑ 英軍炮轟奉化東門的太平軍
里與法軍總司令一起前往芝罘。芝罘是法軍進攻天津、北京的后方基地，法軍在那里建有一個龐大的軍火庫。
英軍后方基地設在大連灣，與芝罘遙遙相望。26日，格蘭特抵達大連基地，他獲悉英軍已分乘73艘軍艦到了這里，格蘭特當即命令英軍全部登陸，尋找優(yōu)越地形安營扎寨，耐心等待，尋找向天津，進而向北京用兵的機會。
和平漸行漸遠
當英法聯(lián)軍護衛(wèi)著兩國公使北上的時候，署兩江總督薛煥根據自己辦理夷務的經驗，于1860年7月17日給朝廷發(fā)送一個報告，以為南方既遭太平軍、英法聯(lián)軍戰(zhàn)火蹂躪，北方萬不可再生事端。惟有變通辦理，遴派大員赴津，妥為安撫夷人，以期維持大局。
薛煥的建議受到了朝廷重視，咸豐帝旋命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在天津負責處理此事，告誡他們等英法聯(lián)軍抵達時，一定要殷勤款待，可派人前往詢問英法兩國真實意圖，如聯(lián)軍不肯遽言用兵，那么就可以同意讓兩國公使由北塘進京換約。咸豐帝強調，僧格林沁的主要責任在防剿，重點對付在北方流竄的太平軍；恒福的任務是“撫局”，但當恒福交涉遇到困難時，僧格林沁可以暗中幫助，妥為辦理，是為至要。顯然，清政府希望和平解決與英法兩國的分歧，并不絕對主張訴諸武力。
中國不希望與英法兩國再起沖突，俄國也看到了這一點，希望從中調解。當然，俄國更希望因此而獲得額外好處。無奈，清政府此時似乎對俄國人心存嫉恨，總覺得俄國人利用中國困難索取好處，屬于乘人之危，不厚道，所以清政府坦然拒絕俄國公使伊格納切夫的建議，表示不勞貴使替中國從中調處。清政府只是通過伊格納切夫向英法公使傳話：假如英法兩國誠心
和好，那么就遵照美國前例通過北塘前往北京換約。我中國大皇帝亦必念彼此通商多年，仍可商酌辦理，斷不肯不經商量就拒絕。應承認，清政府這些說辭合情合理，也是真情流露。
清政府此時并不清楚英法兩國的真實意思，由于中國那時在英法兩國并無外交人員或留學生，因而對兩國情形差不多都是道聽途說，并無確切情報。直至7月22日，清政府依然根據外國報紙上的只言片語判定英國政府無意開戰(zhàn)，依然像中國一樣期望和平解決。這些分析有點兒一廂情愿，因為事實上英法聯(lián)軍正在為進軍北京緊鑼密鼓進行準備。
根據這種一廂情愿的邏輯，清政府繼續(xù)推理，直至聯(lián)軍大兵壓境，兩萬人、上百艘軍艦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時候，咸豐帝依然像做夢一樣地給僧格林沁、恒福下達指示，以為根據薛煥的報告，中國與英法兩國在天津開仗，實系英法兩國公使普魯斯、布爾布隆擅自主戰(zhàn)，并非英法兩國政府真實意思，是以此次兩國另派使節(jié)前來辦理，其意原在重和而不重在戰(zhàn)。
咸豐帝判斷，英國公使額爾金、法國公使葛羅抵達中國后，兩國原公使普魯斯、布爾布隆不讓新任公使與薛煥相見，無非是其私心作怪，從而錯過了講和機會。此次薛煥探詢夷情，自系確有所見。英法兩國既然另換新使，既然不再讓普魯斯等一同前往天津，看來兩國政府其意不專主用兵，大概可以成立。此時我大清若不利用時機善加引導，不但激怒新使額爾金等，而且也中了舊使普魯斯等離間之計，殊非撫馭外夷之法。所以咸豐帝命令恒福不必等上海談判專員北上，可以先行照會英法兩國公使，推誠開導，讓兩國公使感到很體面，必可稍微轉圜，消弭兵釁。
咸豐帝的和平心意可信，只是他確實不太知道事實真相，他在發(fā)布這個和談指示時，和平的機會近乎全部喪失。英法聯(lián)軍千里迢迢自南而北，他們再也不愿意徒托空言空手而歸。他們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8月1日，英法聯(lián)軍在北塘登陸成功。第二天，咸豐帝據報發(fā)布了一個新的指示，依然期待中外和解，當然也表示和解不成，希望中國軍隊還能像大沽口大捷那樣重創(chuàng)敵人。咸豐帝命令直隸總督恒福先行照會英法兩國將領或外交官，同意他們按照美國人的先例，少帶從人，由北塘進京換約。如果有人以為中國先給照會即示之以弱，咸豐帝認為這個說法是不對的，不知英法聯(lián)軍大敗大沽口，其辱已甚，此次先行照會英法，正見中國寬大，并非畏懼求和。咸豐帝希望僧格林沁的防務已布置周妥，不難使英法聯(lián)軍再受痛懲。當然了，咸豐帝惟念決裂之后從此兵連禍結，迄無了期。這是他最糾結、最不忍的事情。
清政府根本不知英法聯(lián)軍的想法，甚至不知道聯(lián)軍此次北上的真實用意，近乎完全用想象代替真實，焉有不敗之理？
當然，英法聯(lián)軍登陸北塘還很難說是中國外交失敗，咸豐帝知道這個消息后只是責怪恒福辦事不力，沒有第一時間照復美國公使華若翰7月29日的照會，美使在那份照會中表示愿為中國與英法兩國和解而調處。其實，清政府之所以一度同意英法兩國公使在不帶武裝的前提下經北塘進京換約，就是仿照美使的前例，與美使華若翰的建議有直接關聯(lián)。只是清方在美使斡旋建議提出后反應太慢，而英法兩國又實在太著急，所以陰差陽錯讓英法聯(lián)軍占了先機，登陸成功。
8月3日，咸豐帝緊急指示恒福盡快彌補失誤，趕緊分擬照會，徑行送給英法兩國公使，并格外交代，在給英國公使的照會中，不必再提上年打仗的事情。咸豐帝不想讓英國人覺得特別沒有面子。在給法國公使的照會中，咸豐帝建議增加這層意思，告訴法國人，你們上年沒有幫助英國人打仗，此次來北塘換約，此后更可永敦和好。
根據皇上的指示，恒福當天照會美國公使華若翰，答復其早些天的那封照會，請其轉達英法兩國公使，表示中國政府同意他們參照美國前例進京換約，并請轉約兩國公使即日進口，擇地面商一切。
接到恒福的照會，華若翰立即回復，表示時機已經錯過了，英法兩國已經不愿意接受調停了，他們一定要在戰(zhàn)場上與貴國一決雌雄了。華若翰表示，他會按照恒福的要求繼續(xù)轉送這個建議，但對于沒有辦法調停這場外交沖突，眼看著戰(zhàn)爭爆發(fā)，深表遺憾。
清政府有了大沽口勝利，本來就對純粹的和平解決興致不大，所以恒福接到華若翰的回復后并不格外失望。他在當天再次照復華若翰，并轉致英法兩國公使收兵息事，期待三日之內，英法兩國公使如果沒有明白同意的回復，那么我大清國也就不存什么和平希望了，惟有主戰(zhàn)而已。
英法兩國或許已經沒有耐心繼續(xù)周旋了，但和解的機會并不是完全中斷，盡管清政府已經知道聯(lián)軍在北塘登陸了，但咸豐帝依然愿意為和平盡最后的努力。8月4日、6日，咸豐帝兩次命令恒福仍遵前旨，與兩國使臣繼續(xù)交涉，并格外叮囑恒福在交涉中一定要“心平氣和”，曲為開導，以顧大局�；噬仙踔辆婧愀＃喝绻C宜，你恒福一定要承擔責任。
咸豐帝一電再電要求和解，但實際上基本不見效，英法兩國公使此時已經沒有辦法約束兩國將領，兩國軍方只能按照既定計劃執(zhí)行，咸豐帝最后的和平努力化為泡影。
大沽失陷：僧格林沁掛出免戰(zhàn)白旗
當清廷還在戰(zhàn)與和之間猶豫不決時，英法聯(lián)軍已經悄悄完成了奪取大沽炮臺的軍事部署。萬事俱備，只待一聲令下。
1860年8月12日，凌晨4時，天色微明，英法聯(lián)軍八千人兵分兩路，從北塘出發(fā)，目標直指大沽炮臺。第一支為兩千名聯(lián)軍組成的步兵混合縱隊，外加一個英軍炮兵連、一個法軍炮兵連；另一支由一個英軍步兵旅、一個法軍步兵旅、一個法軍炮兵連組成。
聯(lián)軍首要目標，是距北塘大約有六英里的一個清軍營地，這個營地筑有
堅固的防御工事。經一番激烈爭奪，聯(lián)軍比較順利地占領了這個地方。這對聯(lián)軍士氣起到了相當激勵的作用。當然，清軍在這次戰(zhàn)斗中表現(xiàn)也不錯。僧格林沁手下大約六七千蒙古騎兵，對著聯(lián)軍的炮火英勇抵抗。
根據親臨其境的格蘭特記錄，聯(lián)軍在開始行動之初遭遇巨大困難，炮車沒有辦法拖動，馬匹陷入沼澤，大炮陷至軸干，馬車很快被卡住，聯(lián)軍最后只得丟棄馬車車身，帶著大炮和前車繼續(xù)行進。這對他們來說，已經心滿意足了。聯(lián)軍騎兵同樣遇到了巨大困難，在泥沼中艱難跋涉；步兵也覺得艱難，因而丟棄了許多軍靴。聯(lián)軍指揮官預想過困難，但沒有想到這樣困難，他們也曾一度動搖，最后完全憑借意志力，堅持將大炮拖出泥沼，送至幾英里外干燥地方。
京公網安備110102020075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