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一個是人民政府的政績、效能、強勢、名揚四海、威震八方，一個是共產黨的旗幟鮮明奪目、神圣高揚、頌歌盈耳、星漢燦爛。
東方紅，太陽升，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照到哪兒哪兒亮，好比黑夜的燈，南京到北京，哪一個不聞名，我們勝利的旗幟迎風飄揚……（此自然段全部出自解放初期的頌歌歌詞。）
好啊，真是好，但是歷史不能長駐，更不能返回，高潮不等于久遠，歡呼不可能超出一定的時限，盛極必衰，樂極生悲，水滿則溢，月盈則虧。
2004年秋，我應邀參加海南師范學院的一項文學活動，臺灣的余光中教授與我，由海南的喻大翔教授主持，進行了一次對于散文的討論。當同學們要我推薦一些好的散文作品的時候，我不假思索地說了“共產黨宣言”五個字。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徘徊。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圣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lián)合起來了。
有哪一個反對黨不被它的當政的敵人罵為共產黨呢？又有哪一個反對黨不拿共產主義這個罪名去回敬更進步的反對黨人和自己的反動敵人呢？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tǒng)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lián)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fā)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偠灾�，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
……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tǒng)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fā)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時至今日，即2011年7月20日16時47分，我重讀這樣的文字仍然感受到了切膚的痛苦、電擊般的驚悸，也有“怎么還是這樣”的悲鳴，與“原來早就說過”的嘆服。
時至今日，閱讀《共產黨宣言》，我仍然感受到靈魂風暴的蓄積與血脈的賁張。再找不到這樣強有力的抒情散文小冊子了！
依據我的孤陋寡聞，沒有哪個黨比共產黨更文學，沒有哪個黨派的綱領比《共產黨宣言》更悲情。也許，《共產黨宣言》是太文學了。至少，當年，共產黨是一個激情的黨，共產主義是一個激情的主義，共產黨的口號是最富激情的口號，共產黨人的相互認同、共產黨人對于共產主義思想的認同，是一個最最親密的感情認同。如果讓我說說少年時代認同共產主義理想的感覺，很簡單：愿為它死！
可惜，感情、自我期許、道義悲壯……決定不了政治的成敗利鈍、百姓的吉兇禍福。激情能造成奇跡，也能造成偏執(zhí)；熱烈能造成效能，也能變成蠻干。
在我的青年時代，黨的生活、組織生活、黨性、黨刊……一切與黨有關的名詞，都有巨大的熱力與神圣感。聞黨而熱淚漣漣，聞黨而匍匐慚愧，聞黨而升華莊嚴。
在1949年的黨員支部或小組會議中，我印象最深的還有學習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yǎng)》，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朗讀：
……如果只有……真正大公無私……第一，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產主義的道德……他能夠對一切同志、革命者、勞動人民表示他的忠誠熱愛，無條件地幫助他們……他能夠“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為人家著想……他對待人類的蟊賊，能夠堅決地進行斗爭……他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堅定性和革命氣節(jié)。
第二，他也可能有最大的革命勇敢。因為他沒有任何私心……
第三，……他沒有任何個人的顧慮和私欲，因而不致蒙蔽和歪曲他對于事物的觀察和對于真理的理解。
……
第四，他也可能最誠懇、坦白和愉快……在黨內沒有要隱藏的事情……除開關心黨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沒有個人的得失和憂愁……
第五，他也可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愛心……需要他去忍辱負重的時候，他能夠毫不推辭地擔負最困難而最重要的任務……
共產黨員應該具有人類最偉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確堅定的、黨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即黨性、階級性)。
我們的道德之所以偉大，正因為它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道德……除了這種最偉大、最崇高的共產主義道德以外，在階級社會中沒有什么比這更偉大、更崇高的道德。
解放初期的黨小組會上，我們朗誦著少奇同志的這些話，會放聲號哭。
而黨員是什么？是烈士，是鋼鐵，是圣人，是救星，是勝過爹娘的親人。“早也盼晚也盼，望穿雙眼，怎知道今日里打土匪進深山救窮人脫苦難，自己的隊伍來到眼前！”（語出《智取威虎山》唱詞）
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建立了或者建立過共產黨，但是像少奇同志這樣講黨員修養(yǎng)的絕無僅有。這和中華文化傳統(tǒng)的泛道德主義有關，與我們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價值傳統(tǒng)有關。正是這種道德化的黨的教育訓練，大大地激動了年輕的共產黨員們的心。
在1949年的組織生活當中，我們一邊讀這些教導一邊熱淚橫流。因為與這些教導相比，與文學作品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把一切獻給黨》相比，與黨員應有的光輝形象相比，我們覺得自己太差，太對不起黨，太不符合規(guī)格。批評與自我批評，確實曾經極大地振奮了也擴展了我們的心胸。每次的組織生活我們都做著真誠的懺悔，把自己罵一個狗血噴頭，把黨歌頌如高天彩霞。普天之下，莫如黨偉大；率土之濱，莫如黨完美。
其后在中央團校二期的學習中，我們的組織生活更加激烈，有的變成了全班乃至全校的批斗。但那時的批斗確實不會把你打入另冊，而是在批你的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喜歡自我表現、逞能，還有一個學員的主要缺點是說話啰唆，還有一個學員違反學校規(guī)定與女生談戀愛……指出你的毛病發(fā)展下去會成為人民與革命的叛徒，你會成為鐵托、拉伊克、張國燾之后，本人認錯、檢討，認定自己如果不是得到黨與群體的傾心幫助，迷途知返，不僅可能變成鐵、拉、張，而且可能變成蔣介石與希特勒……然后是一片贊揚與感動，最后在痛哭流涕加歡聲雷動中勝利結束。順便說說，鐵托當時被斯大林主導的歐洲九國共產黨情報局認定為共產主義的叛徒與帝國主義的走狗，拉伊克原是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之一，被誣陷處決，后又平反。
改革開放以來，我參加了數次中央團校的老同學的聚會，我們那時已經50多歲。我說的那位因戀愛而被大會批判的同學來了，與當時主持批判他的班主任見面，沒有絲毫的怨言。
這是事實，50年代的這些熱血青年，一旦聚在一起，他們——不，應該說是我們，永遠是無休止地懷舊，認定50年代才是革命青年的天堂、中國社會風氣的巔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范本。
但是，朋友們同志們?yōu)槭裁床幌胍幌�，沒有那個時候的絕對化、神圣化、個人迷信化與盲目緊跟化的思維模式與狂熱情愫，怎么可能有后來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政治運動、“大躍進”與大饑荒，特別是玉石俱焚的“文化大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又怎么會有信仰、信任、信用的“三信”危機？……
直到1958年，我被錯誤地當成“右派”“批評幫助”的時候，我仍然跳不出這個嚴厲地進行自我批評的框子，自己陷害了自己，然后才長大了。其后的組織生活，很難聽到認真的自我批評了。坊間有段子說，現在更時興的是“表揚與自我表揚”。過去毛主席講三大法寶，除批評與自我批評外，還有理論聯(lián)系實際，有的說現在則是理論聯(lián)系實惠了，而密切聯(lián)系群眾呢，說是也被密切聯(lián)系領導所取代。很簡單，群眾在你的進退升降中不起明顯的作用，只有領導，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所以對于領導，不服不行。
這些說法當然片面、粗鄙，不無胡扯八道的成分，沒有太多的人當真全部相信這些低俗的段子。但這些說法之所以于今天產生而不是更早產生，仍然是事出有因，值得面對與深思。
回過頭再說一下中央團校，當時團校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天翻地覆，但同時很講民主。黨、團支部的選舉放手讓黨、團員進行，可以自己報名參選競選，公開辯論，熱烈舒暢。長期在體育系統(tǒng)擔任中層領導工作的郝克強同志，就是民主選舉當上我們十五班的團總支部委員，而長期擔任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領導人的徐萌山同志，則是我們選出來的黨總支部領導。
在1953年和1954年間，還進行過清理中層活動，那是一個在黨員干部內部進行的清理階級敵人的活動�；顒酉仁墙M織學習，學習材料包括蘇聯(lián)《共產黨人》雜志的一篇文章《忠誠老實是共產黨員的重要品質》，標題大致如此。那時的蘇共中央的此機關刊物的文章常常被譯介到中國來。其文風是架子拉得很大，名詞分量很重，出語就像判決，教訓你沒商量。與蘇聯(lián)的結論式所謂“鐵的邏輯”式洋洋大觀的文章相比，西方的時政文字更像小打小鬧，左邊捅你一指頭，右邊搔你一癢癢。
但是《忠誠老實》一文到底說了些什么，現在早忘光了，當時也根本沒有看明白，除了標題上這“忠誠老實”四個漢字以外，其內容與我們搞的“清理中層”風馬牛不相及。虧當時有人想得出，讓我們學習蘇式的空話大話。20世紀50年代對我輩有巨大影響的蘇聯(lián)《共產黨人》雜志上的專論還有《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共產黨人的最重要的品質》《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社會主義前進的動力》等，到60年代，此刊發(fā)表什么《共產主義與人》的長文，從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觀點看來，人呀人呀的，有點修正主義氣味了。
至少在我們那里，有關《忠誠老實》的學習是和風細雨的。我們都是年輕人，沒有什么歷史包袱。我們響應號召、挖空心思要交代過去向黨隱瞞的問題，實在無話可說，最后只能談談自己的說不出口的性心理，乃至自家上一代的緋聞，可能還有女同志的年齡報得不太準確的。我們都覺得很遺憾，組織那樣苦口婆心地教導我們關心我們說服我們挽救我們，我們竟然沒有什么好交代的，沒有什么需要挽救的。我開始理解了，說是當年在延安有學習再學習，學得大家很激動，一個小青年終于不甘寂寞，想來想去確認自己硬是不知不覺之中參加了特務組織，乃坦白自首痛哭流涕……足足地折騰了一個不亦樂乎，后來挨了長輩領導的一個耳光和一陣臭罵，才承認了自己并無任何“歷史問題”。
太正規(guī)了、太嚴肅了、太悲情了、太夸張了，正劇會變成悲喜劇乃至喜劇鬧劇。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
1989年春我訪問意大利，在羅馬，我應意大利共產黨一個廣播電臺之約，接受了意共一位女記者的采訪。這位女同志說，她是在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受到共產黨員的英勇忘我壯烈斗爭的感召，參加了共產黨的。幾十年過去了，蘇聯(lián)出了斯大林專權的事，中國又出了倒行逆施的“文化大革命”，她很苦惱，她問自己，難道是我錯了嗎？話說到這里，她在麥克風前嗚咽落淚了。
我表達了對她的心情的理解，表達了對社會主義事業(yè)的艱難險阻的理解，我強調，鄧小平的撥亂反正與改革開放，已經扭轉了乾坤，中國走上了健康發(fā)展的道路。
是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態(tài)勢遠遠不能令人滿意，最好的理想、最好的動機、最大的犧牲，得到的遠遠不是最好的結果，痛矣哉！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了低潮。我的一位外國朋友是英國共產黨員，他說，后來，他這個黨員再也找不到他的英國共產黨組織了�？磥聿恢K、無疾而終的共產黨黨派并非少數。個中經驗教訓，不能不深思斟酌。不能一味感情激動，或大罵哪個領導人——例如戈爾巴喬夫。如果現在還停留在罵“修正主義叛徒”的水平上，那真就是腦袋掉了也不會知道自己的腦袋是怎么掉的了（林彪語），也就是活該倒霉與一敗涂地了。
自1952年我擔任了團區(qū)委副書記，有資格閱讀中共中央華北局編印的絕密黨刊《建設》了。此黨刊與公開出版的報刊最大的不同就是《建設》上常有某個黨員領導干部犯了什么錯誤、受到什么處分的報道。這些東西看多了我產生一個想法：為什么不把黨刊公開發(fā)行呢？讓那些不了解共產黨、對共產黨疑慮重重，乃至對黨不懷好意的人看看共產黨的內部文件吧，除了為國為民，除了戒驕戒躁，除了反貪反腐，共產黨哪里有什么見不得人的事兒？時至今日，我仍然想著把當年的絕密的《建設》干脆解密，重印發(fā)行。這是多么珍貴的黨史資料啊，還有助于推動受到網絡沖擊的紙質媒體與出版業(yè)。
共產黨就是共產黨，不必像蘇共那樣自稱“時代的榮譽、智慧與良心”，雖然這十個字加一個頓號很美，很鼓舞人與吸引人，但這畢竟是修辭，是文學，是贊歌而不是施政的可以操作可以核查可以調整的條例。還不必用準宗教的贊美詩塑造黨員的光環(huán)。那么是不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呢？做得好就是，自己糾正了自己的缺點就是，從善如流就是，密切聯(lián)系群眾就是，到今天也是！做得不好就不是，就對不起上述“偉大”“光榮”“正確”這六個字，毛主席早就說過不再是偉大的光榮的與正確的的危險。毛主席的提醒非常刺激，我希望我們沒有忘記。
1987年我訪問過一個友好的東南亞國家，人們談起，這個國家的官員腐敗問題十分嚴重，某些高官也悄悄地搞走私。這當然不好，很糟。但當地百姓的抨擊抗議并不特別激烈，原因是當地百姓認為，當官的人當然要撈點油水。
革命黨在野黨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要做的是以高調的理念衡量批判執(zhí)政黨，以說明彼可取而代之的道理。執(zhí)政黨高調入云，好話說出花兒來了，卻又暴露出不少缺陷與問題，那只能是自己將自己的軍。
當然，我們的以德治國的傳統(tǒng)與大國國情，還有共產黨的性質與允諾，也絕對不能容許類似那個東南亞國家的低調占上風，這毫無疑義。這里我要說的是，執(zhí)政黨的調子高亢入云，那就必須以嚴厲的姿態(tài)要求自身，我以我身證我言。否則你的超高調子，可能沒有說服幾個人，反而招致百姓對你的反感與不信任。
60余年過去了，現在的情況大大不同。一個拼死拼活地鬧革命的黨已經成為中國的長期執(zhí)政黨。一些個準備著血濺刑場戰(zhàn)場的黨員變成了體面的各層各方面的權力核心的主導力量，享有高于普通百姓的生活與消費條件。赴湯蹈火的共產黨員的形象，正在變成高人一等、大道通天的共產黨員形象，如果說還不是作威作福的官老爺形象的話。對于某些境界不高的人，入黨的義舉壯烈、千難萬險，變成了入黨做官、入黨而青云直上，“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孫后代都幸福”。而一個窮黨（語出毛澤東），正掌握著巨大的物質與權力、輿論，包括強力實力武裝力量的資源。與此同時，幾千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咸與社會主義的大一統(tǒng)思想，也在形成罕有的偉力的同時面臨新的挑戰(zhàn)。執(zhí)政黨黨員數量迅猛發(fā)展，這樣的黨究竟是在大眾化普及化通俗化實力化，還是在先進化精英化英雄化乃至革命化呢？入黨究竟是為了享福與獲得還是為了獻身與付出呢？建黨90周年過去了，新中國成立60余年過去了，黨已經具有了哪些發(fā)展變化，又有哪些有待認識研討的新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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