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當他在齊國任齊宣王的卿相時，他不為富貴浸淫而動搖自己守道不移的氣節(jié)，常為針砭齊國政治說得宣王“顧左右而言他”；當他退處林下，仍不忘自己是一個君子，要求自己“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以此自得其樂，并作為傲視王侯的資本。
如果說，在戰(zhàn)國士人中，以吳起、商鞅輩為最善于弄潮的時代寵兒，那么，給予以后中國社會影響最大者則非孟子莫屬。除了他在中國思想史上僅次于孔子的儒宗地位之外，他可以說是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典型。他的氣質，他的稟性，都像烙印一般深深地印在了他以后2000多年不斷傳承的知識分子群體的身上。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從孟子那些精警的話語中汲取做一個士君子的知識營養(yǎng)，甚至許多士人起名字都習慣于從孟子書中摘取現成的字句。即使在今天，我們仍可以從孟子言行中領略到不少新意，可以從中把握住包括戰(zhàn)國在內的所有過去時代的士人的脈搏及其與社會的關系。
一介醇儒
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一個崇拜圣人的習性，尤其是在讀書人里頭。其中，最常被人提起的圣人是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和周公�？鬃咏虒W生，就把堯、舜、禹比作有如宇宙天空一樣巍然高大的圣德之人，并稱禹、湯、文、武、周公為“三代之英”。從孟子開始，又將孔子列入圣人的名錄，他稱，由堯、舜至于湯，再至于文王，再至于孔子，都是500年才出現一個的圣人。沒想到又過了幾百年，孟子也成為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圣人。早在漢晉時期，人們就已稱之為“亞圣”。唐代學者韓愈稱“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他的一篇著名的論文《原道》，談到所謂“道統(tǒng)”的傳授：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道”，大致是人們對于古代圣人所具有的高尚情操及崇高思想境界的一種抽象。韓愈說這種思想境界在孟子之后，就再沒有人能夠達得到了。也算是儒學宗師的韓愈能夠如此地稱道孟軻，說明孟子確實可以稱得上是孔子之后獨步我國思想界的一位巨子，是孔學的嫡系傳人。
孟子生當孔子去世之后100來年的戰(zhàn)國中期，是孔子的第三代或第四代傳人。今天的人們循著孔孟之間的師傳關系把孟子繼承孔子的遺產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簡單。在戰(zhàn)國群雄兼并那種激烈動蕩的社會環(huán)境中，特別是社會動蕩引起的各種社會思潮激烈爭鳴的特殊條件下，要能嚴守住孔子的遺教，不為環(huán)境和各種雜說所左右，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真正醇乎又醇的儒者，并不是十分容易之事。
當孔子在世的時候，私學剛剛興起，社會上還沒有出現后來那么多紛繁的學派，加上孔子淵博的學識和修養(yǎng)，所以孔子的學生基本上都還能夠遵守師說，他們在孔子逝世后自覺來到孔子靈前為他服喪守孝，訣別痛哭，便是證明。但是在72弟子以后孔門再傳弟子和三傳弟子中，情況就發(fā)生了變化�？讓W博大精深，固然令人景仰，但“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學起來實在費力氣。更要緊的是，各國取士，多以權謀為先，儒學在社會上已不那么吃香。這使許多弟子不耐寂寞改學了刑名之術，以求干說世主，盡快地博取功名，如吳起、商鞅等是。也有的弟子對孔學的道義產生了懷疑，發(fā)生了“信仰危機”，轉而樹立起新的學派的旗幟，如墨翟、禽滑厘等是。據說像莊子這樣的隱士，在其未出世之前，也是學過孔學的，然而到后來，他也拋棄了儒家的入世思想，信奉了絕圣棄智的哲學。
實際上，就是未曾拋棄儒家旗幟的孔門弟子，多數也未見得領略了孔子學說的真諦，或者他們竟然就是主動對孔子的教義有所修改。戰(zhàn)國末年的韓非子總結戰(zhàn)國學術的源流，提到孔子之后“儒分為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這些儒門之派，都自謂是真正的孔子嫡傳，可是各派之間對于孔子的取舍卻全不相同，到底誰是真孔子，連韓非也都表示懷疑。
拿子張來說，他在孔子學生中可以說是比較知名的一位，可是孔子在世的時候就已對他的思想方法有所批評，一則說“師（子張的名字）也辟”，再則說“師也過”，都是批評他不能謹守中庸，思想行為未免偏執(zhí)和過激。他大概不太注重禮儀，說話隨便，連頭上的帽子也往往戴不端正，又好勇尚武。這些都不符合孔子“仁”的要求，難怪以后有人責罵他是“賤儒”，他自然成不了孔子的傳人。
漆雕氏名開，也是孔子親自教授的學生。他的脾氣不像子張那樣偏執(zhí)，但卻很矜持。他敢于正視險惡的環(huán)境，在威脅面前不變顏色，要是覺得某件事情做得不對，他連奴隸也可以避開；要是覺得行為符合正義，他甚至敢于向諸侯發(fā)怒。這種脾氣勇則勇矣，卻未免剛毅太過，涵養(yǎng)不足。他后來受到刑法而致殘，大約便是剛毅太過而導致的惡果�？傊俏蝗狈厝岫睾駳赓|的儒者。
所謂“仲良氏之儒”無考。“顏氏之儒”自是指的顏回一派。他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但卻不幸早夭。他的學生看來過多地受到他淡泊自守的影響，而接近于隱士的作風，所以顏氏之儒也是很難將孔學發(fā)揚光大的。
至于“孫氏之儒”，指的是荀子門下的儒者。他生在孟子之后，有許多門人，也算是一介大儒。然而他的教義顯然超出了孔學的范圍，變得混同于法家的主張，所以韓愈稱他是“大醇小疵”，即認為他的儒的大觀內蘊涵著一些小毛病，那當然趕不上孟子的“醇乎醇者”了。
剩下的“子思之儒”、“孟氏之儒”、“樂正氏之儒”屬于一派。孟子是子思（孔極）門人的學生，樂正氏（名克）又是孟子的學生，人稱他們?yōu)?ldquo;思孟學派”。比較起來，這一派最切近于孔學的本義。其所以如此，與他們的師傳有很大關系。子思作為孔子的孫子，不得親聆于孔子，但卻拜了另一位深得孔子贊許的弟子曾參為師。曾參以忠孝的品德著稱，特別是他的孝行，幾乎受到他以后的諸子士人一致的稱道。現存儒家經典之一的《孝經》，就是設以孔子與曾子相互間答的方式編寫而成的。孟子書中也記載有曾子事親的故事，說曾參對于他的父親曾晳，不僅能夠做到口腹之養(yǎng)，每食必有酒肉，而且還善于頤養(yǎng)父母親的性情，使之恬適而無所掛礙。如每食之后，總要間及父母喜歡些什么，假若父母親問及自己吃的還有剩余沒有，則一定回答“有”，以免父母心里有所惦記，云云。另外，曾參還特別具有孔子提倡的反躬自省的功夫，他的一段名言：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幾乎成了以后每位士人的座右銘。
所有這些修養(yǎng)，都是孔子學說的要義。以此之故，曾子能培養(yǎng)出子思、孟子一系孔學的傳人。當然，在這一系所有傳人中間，畢竟還是以孟子所修的道行最高，故而孔子以后的儒家八派里面，也就只有孟子稱得上是一位真正純粹的大儒了。
孟子出生在魯國旁邊一個很小的國家鄒國（今山東鄒縣）。鄒原來的名稱叫邾，曹姓，是一個比魯國歷史還悠久的東夷古國。不過孟子的家庭并不屬于鄒的土著，而是從魯國遷移過來的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后代。如果再往上追溯，我們還可以知道孟孫氏是魯桓公的后代。當年魯桓公生下四個兒子，嫡子繼承了君位，是為莊公。莊公的庶兄慶父，便是孟孫氏之祖。他和桓公另兩個庶子繁衍的后代，成了魯國最著名的三家貴族，合稱為“三桓”。由于魯國公室是周公旦的后代，因此說孟子是文、武、周公的后裔也沒有錯。
孟子專心于孔學，大概與他的祖上就同孔子保持著良好關系有關。當孔子還年輕的時候，魯國貴族中最先發(fā)現孔子是人才的即是孟僖子。他還叫自己的兩個兒子仲孫何忌（孟懿子）與仲孫閱（南宮敬叔）跟從孔子學習禮儀。此外，孟氏另一支系中的子服景伯亦曾師事過孔子。
孟子幼年喪父，他幾乎全是在慈母的撫養(yǎng)下長大成人的（又與孔子相似）。孟母姓仉，是一位很懂得教子之方的婦女。據說她早先帶著孟子住在一處墳場附近，年幼的孟子常去墳墓叢中玩耍，看到人家埋葬死人，也跟著學做挖坑壘墳的游戲。孟母感到這種環(huán)境不利于孩子的成長，便將家搬到集市旁住下。然而孟子又學著集市的商人吆喝叫賣。孟母看到這樣仍會對孩子起不良影響，就再次將家搬到了學校附近。于是孟子便模仿著學生們做起了禮拜和揖讓進退的游戲。就這樣，年幼的孟子終于在母親的引導下走上了健康發(fā)展的道路。
這個賢惠的母親還特別注重培養(yǎng)孩子誠實守信的品質。一次，孟子看到東鄰的人家殺豬，便返回家向母親問道：“東家殺豬何為？”孟母回道：“要給你吃肉。”這只是一句隨口而出的搪塞話，然而孟母轉念一想，孩子吃不到肉，豈非表明我是在欺騙他嗎？這是在教孩子不誠實呵！為了彌補前愆，并不富裕的孟母毅然將鄰居家的豬肉買了回來為孟子煮吃，以明不欺。
上述這類故事還有不少，雖出于稍后一些人們的追記，我們也不必懷疑它們的真實性。因為孟子確實是在按他母親所希望看到的成才之路成長起來。長成的孟子衷心推崇孔子在思想文化上獨一無二的圣賢地位。有人問他，過去的伯夷、伊尹是否能夠與孔子相比，孟子斷然回答：“否！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談到自己的愿望，孟子說：“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學習孔子。”他常以未能親自聆聽到孔子的教誨為憾：“予未得為孔子之徒也！”卻又高興自己仍能受業(yè)于孔門嫡系：“予私淑諸人也”——他所私善的仍是子思門下的賢人。
孟子孜孜以求，既得真?zhèn)鳎稚米源�，在道德學問的修養(yǎng)上逐漸超過了他的前輩老師�？鬃尤掠兄�，也會為他身后有這樣一位全身心地繼承他學說的賢德之人而感到欣慰的。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現代文化學者指出，古代西方的哲學與中國古代的士人有一個根本的不同，就是西方學者往往偏重于純理性的分析，追求所謂“思辨的理性”；中國古代掌握知識的士人們則更加注重發(fā)揮知識的社會功用，注重對于社會的參與。
當孟子運用自己的道術參與社會一度受挫時，他曾經這樣對學生進行解釋并同時對自己進行激勵：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說自己道術之不遇乃是因為上天還未下決心治理天下。如果老天爺有治理天下的決心，則此擔子非己莫屬！
這話表現出孟子的自信，更表現出孟子強烈的濟世思想。
漢初，太史公的父親司馬談論及戰(zhàn)國時主要學術派別的要旨說：“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皆務為治者也”，指出戰(zhàn)國諸子的學術都是以治世為目的的。此話誠然不謬。不過在戰(zhàn)國諸子中，最具有積極的入世思想，且最執(zhí)著于自己治世理想的，還要數以孔孟為代表的一批儒者。
我們的孔圣人長期在政治上不得志，這實在是令他扼腕嘆息的。他雖然寓志于教，卻也時刻盼望著掛云帆濟滄海的一天。他袒露自己不得志的心情說：“吾不試，故藝”——因為找不到一試身手的機會，才不得已而埋頭于學術。他的學生子貢找話題探求老師的心跡：“假如這里有一塊美玉，是把它放在匣子里藏起來好呢，還是找一位識貨的賈人把它賣掉好呢？”孔子不假思索地回答：“賣掉它，一定賣掉它。我自己也在等待識貨者來用我哩！”
在孔子50歲左右，確實遇見過那么一兩位識貨者找到他頭上，令他心中翻起了好一陣子波瀾。當時，魯國政局正發(fā)生著一些不大不小的變化。原來數代把持魯國政權的季氏，由于長期讓他的家臣陽虎（陽貨）操持家政，致使大權旁落，連自己也落入陽虎的控制之中。陽虎則通過季氏在魯國公族中的地位，不僅掌握了魯國政治的實權，還企圖進一步除掉以季氏為首的“三桓”的勢力。為此，他看中了正在成為魯國“聞人”、且又擁有一大批能干而忠實的弟子的孔丘，想把他拉進自己的圈子中來。一天，他在路上碰見了孔子，未加寒暄，便直截了當地對孔子說：
“一個人懷著一身本領，卻找不到效力的地方，能說是仁嗎？當然不能。一個人非常愿意從事于治國安民的事業(yè)，卻屢屢錯過機會，能說是智嗎？當然也不能。”陽虎話鋒一轉，又接著說：“時光正在流逝，歲月可不饒人呵——請為您自己想想。”
這位當年曾經將孔子拒之于季氏門外的原季氏管家的一番話戳到了孔子心中的隱處，孔子不由得應聲道：“我是這樣想的，我打算從此進入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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