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傳教士湯若望回憶，順治皇帝的生活十分放蕩不羈，在他結婚之前，就“曾作了一件無道之事”，而結婚之后，“人們仍聽得到他的道德方面的過失”。有關這位風流天子，世間一直流傳著不少的桃色故事。據說，因為愛妃董小宛仙逝，他曾不顧天子的使命削發(fā)為僧，演出了一幕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活劇。
董小宛在歷史上確有其人。她是明清之際秦淮河畔色藝俱佳的名妓之一。
在中國傳統社會，妓女應該說是婦女中少有的知識分子。在傳統禮教的束縛下，人們遵從“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大多數婦女沒有讀書識字的權利，只會持家必備的女紅，根本無法與飽讀詩書的丈夫們作深層次的交流。而不少妓女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又無拘無束，風情萬種，自然令文人雅士們迷醉。明清嬗變之際，國恨閑愁無以寄托，文人終日與名妓共歡就更成了一種時尚。
與董小宛相愛的是江南名士冒襄。他與方以智、侯方域、陳貞惠被并稱為江南四公子，英俊倜儻，才華橫溢。對于妓女來說，能夠在年輕貌美之時從良，并委身于名士，無疑是最好的選擇和歸宿。在另一位江南名士錢謙益的幫助下，董小宛克服重重困難終于與冒襄結為夫妻。
在民間傳說中，董小宛沒來得及跟冒辟疆共享多少美好時光，便被南下的清軍擄去，供奉內廷。很快，少年天子便被這位絕代佳人完全征服了。她那特有的南國風韻令剛剛出關不久的福臨驚奇迷醉。于是，天子一反常規(guī)，以驚人的速度先冊封董氏為“賢妃”，旋即又冊封為“皇貴妃”，雖無皇后之名，卻系六宮之主。怎奈董氏紅顏薄命，不久就撒手人寰。福臨悲痛欲絕，于幾個月后拋棄皇位，遁入五臺山，削發(fā)為僧，皈依佛門�；侍蠛突首灏侔銊窠馕垂缓糜陧樦问四辏�1661年）正月假稱順治駕崩，頒發(fā)遺詔，以皇三子玄燁繼位。
關于上述傳聞，史家早有定論。多數的學者認定，董小宛于順治八年（1651年）由于侍奉丈夫積勞成疾，病逝于冒襄家中，時年28歲。這有冒襄悼妻之作《影梅庵憶語》，以及當時眾多文人學士的懷念詩詞為證。況且，董小宛比順治帝大14歲還多，她去世時，順治還只是個13歲的少年，足見傳說的不實。
不過，福臨為之鐘情的確有一位董鄂氏，她原是襄親王的福晉，憑著命婦入侍后妃的機會，與福臨暗結秦晉之好。然而，董鄂氏已為人之妻，且襄親王是福臨的同父異母弟，這種“偷情”行為不僅辱及國體、宗門和家法，更嚴重的是危及滿蒙貴族之間的關系，孝莊太后強烈的政治婚姻觀使她不能坐視不管，她先停止親郡王命婦入侍后妃，以阻止兒子與董鄂氏的往來，接著議立孔四貞為東宮，誘使福臨移情別愛。然而這一切都徒勞無益，福臨竭力反對母后對自己私生活的強制性干預，不顧一切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婚姻，甚至忘了帝王的婚姻只能犧牲于封建政治這一準則，由此引發(fā)了母子之間的矛盾和斗爭。
順治十三年（1656年）七月，襄親王被逼而死，年僅16歲。八月，董鄂氏立為妃，十二月立為皇貴妃，福臨又破例頒詔天下。一年后，福臨借“不孝”之名欲廢第二后，因孝莊堅決抵制而未能如愿。十四年（1657年）十月，董鄂氏為福臨生下皇四子，次日，福臨宣稱他是“朕第一子”，即未來皇位的繼承人，這意味著董鄂妃注定要成為皇后，也等于宣告蒙古貴婦們執(zhí)后宮牛耳的歷史行將結束，這更為孝莊所不容。
就在董鄂氏臨產的同時，孝莊太后突然“圣體違和”，養(yǎng)病南苑，并諭諸后妃及百官視疾問安。傳諭者明知董鄂妃產后不久，仍將諭令送到承乾宮。董鄂妃深知太后用意，毅然冒死前往南苑問安，并且“朝夕奉侍廢寢食”。一位初產婦在臘月寒冷的天氣里從京城趕往京郊，還要盡心竭力侍奉“病人”，可見太后之心。
順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僅活了一百零四天的皇四子夭亡，給沸沸揚揚的清宮帶來了肅殺之氣。福臨破例追封連名字都未來得及取的皇四子為“和碩榮親王”，爵秩在清宗室十二等中為頭等。并且，福臨還在京東薊縣的黃花山下，專為這位皇子修建了園寢，一應規(guī)制俱備。
值得注意的是，福臨的第二后，即第一后的侄女，孝莊太后的侄孫女在孝莊太后“圣體違和”期間，“禮節(jié)疏闕”，這與董鄂妃“朝夕奉侍廢寢食”形成鮮明對照，難怪福臨以此為理由要再行廢后之舉了。合理的解釋只能是：董鄂氏產后不久要“朝夕奉侍”孝莊，顯然有被脅迫的隱情。
順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即榮親王死后兩年八個月后，董鄂妃憂郁而亡，時年僅21歲。福臨對董鄂氏之死，萬分悲痛，不僅親自為之守陵，還傳諭親王以下，四品官以上，并公主、王妃以下命妃，俱于景運門內外，齊集哭臨，輟朝五日。兩天后，董鄂氏追封為皇后。福臨為愛妃親筆書寫了數千言的《行狀》，盛贊她的仁德，還命大學士金之俊為董鄂氏作傳。舉殯時，命八旗官員二三品者輪次抬棺。
福臨為亡妃大辦喪事。規(guī)模宏大的水陸道場設在景山，儀制由溪森禪師一手主辦。108位僧人，白天鐃鈸喧天，黃昏燒錢施食，大小官員畢至。福臨還打破清代定制，即國喪用藍筆批本27日的規(guī)制，于董鄂妃之喪用藍批達120天之久。
福臨為亡妃大辦喪事，并削發(fā)出家（后經勸諫回宮），這無疑是他難以承受心理重創(chuàng)，決然與母后進行抗爭的表現。
死者深可哀。也許是福臨對亡妃愛入骨髓，此后的歲月唯有以淚洗面，這對本來身體虛弱的順治帝來說，無異雪上加霜。董鄂妃死去4個月后，少年天子福臨也成為孝莊太后政治婚姻的第二個犧牲者，撒手而去，年僅24歲。順治去世的同時，董鄂妃之妹貞妃董鄂氏也被逼身殉。
稍能告慰這位“行癡”皇帝和愛妃在天之靈的是，康熙二年（1663年）六月，世祖順治于清東陵孝陵地宮與孝獻端敬皇后董鄂氏合葬同眠。因福臨的尸體已經火化，且福臨遺命“山陵不崇飾，不藏金玉寶器”，因此孝陵雖經三百余年的風風雨雨，卻完好無缺地保存下來，它也是清東陵所有陵寢中唯一沒有被盜掘的一座墳墓。
改朝換代和士大夫的選擇
史家曾記載過這樣一則趣事：南明重臣錢謙益在南京陷落時投靠了清廷。北上就職前，他到蘇州城外的虎丘一游。友人見他身著一件小領大袖、式樣特別的衣服，就追問他代表哪朝風格。錢謙益自然聽出了友人的敵意，于是故作輕松地回答：“小領示我尊重當朝之制，大袖則是不忘前朝之意。”友人聞聽不禁戲謔道：“大人確為兩朝領袖！”
這“兩朝領袖”的戲語真正道出了清初政治生活中那充滿矛盾的無奈現實。在任何一個改朝換代的當口，矛盾叢生、危機四伏都是件最自然不過的事情。
對于那些前明的遺老遺少們來說，忽然間，他們所面臨的已經是關乎生死的抉擇：或是舍生取義，為崇禎皇帝殉道，為大明江山而戰(zhàn)，博取忠孝節(jié)義的美名；或是委身新主，低下高傲的頭顱，茍且偷生，此外別無他途。而在視名節(jié)與生命同等重要，甚或高于生命的傳統社會，無論做出何種選擇都是需要一番勇氣的。更何況新主不是漢族呢！在這里，儒家思想哺育下的士大夫陷入極度的精神煎熬和難以自拔的痛苦中。
《莊子•人間世》記載：“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二，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在孔子看來，世界上只有兩類行為準則，人人必須遵守。前者由自然決定，后者由社會決定。無論是為人之子，還是為君之臣，都應遵守這兩類準則。
到了漢代，孔子的“兩大戒”或者說是兩類行為準則被董仲舒牽強地聯系在一起，在他的論述中，把下忠于上視作是宇宙的法則。他還從漢字“忠”和“患”這兩個字的筆畫中，生動地引申出：前者指盡忠于一個君主，而后者是懷有異心的結果。在以后的儒家經典《忠經》和《孝經》里，忠和孝強固在一起，并把忠視為所有美德之首。宋代的巨儒朱熹在為《論語》“事君能致其身”作注時認為“致猶委也”，因而整句的意思應為“委致其身”，也就是“不有其身”。同時代的史學家司馬光把臣對君的忠和妻對夫的忠貞結合在一起，他批評馮道作為一個人臣卻替不下于五個不同的朝代服務過，并在其名著《資治通鑒》中聲明：“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這種思想經理學的創(chuàng)始人程頤的“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的宣播，忠君和氣節(jié)作為基本概念深入士大夫的肺腑之中而不可動搖了。
自宋代以來，“被發(fā)左衽”的危機一步步加深，士大夫在現實的抉擇中要經受心靈的種種震撼。明末清初的改朝換代也是如此。
被稱為文壇領袖、一代宗師的錢謙益就是一個復雜多變，隨波逐流的人物，他的榮辱成敗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士大夫的境遇與選擇，頗具典型意義。
錢謙益號牧齋，晚年號蒙叟，自稱東澗老人，江蘇常熟人。生于明萬歷十年（1582年），自幼聰慧，20歲左右在東南一代便有文名，和東林領袖顧憲成、顧允成兄弟交游。29歲中探花后，葉向高是前輩，孫承宗、王圖是座主，高攀龍、左光斗、楊漣、周順昌、黃道周等名流是僚友，瞿式耜是門生，聲氣震動一時。東林諸領袖相繼被害后，錢謙益儼然是東林黨魁。一時間，“雒中之冠帶，汝南之車騎，蜀郡之好事，鄠杜之諸生，聞聲造門，希門枉駕，履舄交錯，舟船填咽，邑屋闃其無人，空山為之成市”。成為文壇宗主，一代大師，后生晚輩的泰山北斗。在閹黨阮大鋮的《東林點將錄》的黑名單上，錢謙益名列第三，位次僅在李三才、葉向高之下。崔呈秀開的另一黑名單《天鑒錄》上也赫然有錢謙益的大名。天啟五年（1625年）楊漣、左光斗等人被魏忠賢殺害，錢謙益也被牽連削籍回里，這為他博取了更多的聲名。崇禎元年（1628年）十一月，大學士劉鴻訓罷，思宗詔廷臣會推大學士，錢謙益名列第二，被皇帝選用的可能性極大。由于周延儒散布流言，錢謙益落選，此后一直在家賦閑長達16年。崇禎十四年（1641年），已是花甲之年的錢謙益冒天下大不韙，以娶正妻禮儀納秦淮名妓柳如是為妾。據《虞陽說苑》甲編《牧齋遺事》記載：錢謙益大張婚禮儀式，“簫鼓遏云，蘭麝襲岸，齊牢合，九十其儀。”此事引起保守士紳極為不滿，向婚禮彩車投擲磚礫。錢謙益吮毫濡墨，笑對鏡臺，“賦催妝詩自若”，頗有叛逆自如的強健精神。此后，兩人“相得甚歡，題花詠柳，殆無虛日”。個性的舒張和思想情趣的契合，以及識見、抱負的多重復歸，構成了對封建名教心防的強烈沖擊，鑄成了開一代風氣之先的“錢柳之戀”。
可是，星移物換，“十七載圣明天子橫尸在長安道”，崇禎帝死后，作為陪都南京的文武臣僚急成一團，要找一個皇帝重建政權。擁有兵權的閹黨阮大鋮立福王為帝，并起用閹黨對東林報復。錢謙益諂媚閹黨，僅混了個禮部尚書的職位。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豫親王多鐸率清軍南下，南明的士子們還未暇檢討明亡之恨，整日在爭吵中迎來了一個新的統治面孔。錢謙益以接近“懸車”之齡的疲憊之軀，又一次調轉自己的生命航船，率文班諸臣奉輿圖冊籍，冒著淋淋細雨，跪道降清。次日，錢謙益帶著厚厚的禮單和大紅的捧帖親自叩見豫王。之后，興沖沖揚鞭北上，滿以為會得到重用，孰料直到順治三年（1646年）才作了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錢謙益大失所望。幾個月后，以疾乞休。
如果說，錢謙益的一跪還帶有政治賭博的話，那么他的南回便注定自己是委委實實地失敗了。“昔去幸寬沈白馬，今歸應悔賣盧龍”，一世的英名全在這一跪一起間遠離而去，剩下的只是無盡的凄苦和幽怨。晚年的錢謙益皈依空門，每日靠念經禮佛來排遣、懺悔。
殘生猶在訝經過，執(zhí)手只應喚奈何！
近日理頭梳齒少，頻年洗面淚痕多。
神爭六博其如我，天醉投壺且任他。
嘆息題詩垂句后，重將老眼向關河。
這首充滿自怨自艾的詩作道出了凄涼的心境。另有一首作于順治五年（1648年）被控“反清”關押在南京時的詩：
覆懷池畔忍重過，欲哭其如淚盡何？
故鬼視今真恨晚，余生較死不爭多！
陶輪世界寧關我？針孔光陰莫羨他！
遲暮將離無別語，好將白發(fā)喻觀河。
這種欲哭無淚，生不如死的感覺時時縈繞在錢謙益的胸懷。
南歸的錢謙益也做了一些反清的事。順治五年他因出資招兵反清被關入大獄，官司經近一年審結。順治六年（1649年）七月十五日，瞿式耜的家人派家童到桂林去看永歷帝的桂林留守瞿式耜。錢謙益帶密信給他的學生，信中指陳當前軍事形勢，列出全著要著急著，還報告清軍將領動態(tài)，和可能反正的武裝部隊。瞿式耜的案語說得更明白：
臣同邑舊禮臣錢謙益寄臣手書一通，累數百言，絕不道及寒溫家常字句，惟有忠驅義感，溢于楮墨之間。蓋謙益身在虜中，未嘗須臾不念本朝，而規(guī)畫形勢，了如指掌，綽有成算。
一年后，清軍攻下桂林，瞿式耜慷慨赴義。
黃宗羲在《錢宗伯牧齋》詩里，有“平生知己誰人是，能不為公一泫然”，也可證晚年的錢謙益確做過反清之類的事，否則，黃宗羲不會引他為知己。
順治十八年（1661年），錢謙益80大壽。族弟錢君鴻要發(fā)起替他征集慶壽詩文，他苦口辭謝說：
少竊虛譽，長塵華貫，榮進敗名，艱危茍免，無一事可及生人，無一言可書冊府，瀕死不死，偷生得生。絳縣之吏，不記其年，杏壇之林，久懸其脛。此天地間之不祥人，雄虺之所慗遺，鵂鹠之所接席者也。人亦有言，臣猶知之，而況于君乎？
這一段自我評價，每一個字都是真實的，準確的。明亡他該死不死，降清卻偷生得生，是一個被歷史遺棄的不祥人，該以杖叩脛的怪物。
康熙三年（1664年），83歲的錢謙益病逝。
一百年后，他的《初學集》、《有學集》等書被列入禁毀書中。
與錢謙益、龔鼎孳并稱為江左三大家的吳偉業(yè)在仕清問題上更具悲劇色彩。出生于江蘇太倉的吳偉業(yè)于崇禎四年（1631年）高中一甲二名進士，明末參加過復社，官至少詹事。因與馬士英、阮大鋮意見不合，辭官歸隱。入清后，少年天子福臨慕其才名，強迫他入京。順治十二年（1655年），他參加《太祖圣訓》、《太宗圣訓》的撰修，并于次年升國子監(jiān)祭酒。隨后以母病還鄉(xiāng)，再未出仕。似乎是為了贖罪，吳偉業(yè)寫了許多詩來紀念殉國的忠臣，同時對自己仕清予以自責：
故人慷慨多奇節(jié)，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訣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
在近乎一種悲涼的《自嘆》詩中，他抒發(fā)自己“誤盡平生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的感慨。仿佛自己無法洗清身上的恥辱一樣，縱然百轉千回，也難逃歷史的污點。在生命的最后幾年，他同錢謙益的老師弘儲和尚一道研習佛學�？滴跏辏�1671年），吳偉業(yè)在彌留之際要來紙筆，寫下了平生最后幾行字：
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實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殮以僧裝，葬吾于鄧尉靈巖相近，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銘于人。
吳偉業(yè)的“遺囑”頗具象征意義：自己沒能同明朝覆亡一起結束生命，既是個人的悲哀，也是時代的悲哀。他沒有勇氣按正常人的死亡裝束歸葬于他的先祖墓下，因為他作為氣節(jié)相崇的明朝的政治家，是不稱職的，權且僅以“詩人”銘墓了。
萬古痛心事，崇禎之甲申。
天地忽崩陷，日月并湮淪。
當時哀憤切，情詞難具陳。
歸莊《除夕七十韻》一詩中的這幾句和著血淚寫成的文字，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士大夫的心情。他們以甲申年為界，將自己的人生劃分為截然不同的前后兩個階段。有些人，如著名的人物畫家陳洪綬，在明亡后更改了自己的姓名，表現出對以往歷史的深刻反省。再如紹興望族后裔的張岱，甲申年以前他陶醉于嬌美的侍女中間，在戲曲、華服等享樂中度日。清軍征服浙江后，他放棄了所有享樂，痛感“國破家亡，無所歸止”，于是披發(fā)入山，歸隱林中。
對具有治國才干的明朝遺民而言，這種進退兩難的矛盾更為尖銳。他們出于對明朝的感情不能接受清朝的官職，但又不能忘懷作為進士所承擔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義務。這方面，對“忠君”行為予以理性的相對主義的解釋，同樣為易代之際的“變節(jié)”行為作了辯解性的注腳。
《左傳》中有一則故事，講述的是公元前548年，齊國大夫晏嬰“不死君難”的事。齊莊公被齊國權臣崔杼所殺，因為齊莊公以上凌下，公然與崔杼的妻子私通。晏嬰的侍從問他是否打算追隨國君而死，晏嬰予以拒絕，并解釋道：“君民者，豈以凌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yǎng)。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之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這就是說，國君若為天下國家而獻身，臣應當至死不移地追隨他；如果國君是為一己私利而身敗名裂，臣就不必跟著去當殉葬品。晏嬰對君臣關系的合理化解釋中，區(qū)分了私人和公事，堅決主張國家利益高于國君和大臣私人的事。這種思想與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一致的。與荀子所描述的理想的社稷之臣（不是國君之臣）也是一致的。
值得玩味的是，朱元璋對孟子的許多思想采取否定態(tài)度。他不但將孟軻從孔廟中逐出，罷去“配享”，還怒氣沖沖地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他對于《孟子》中“君以臣為草芥，臣則視君為寇仇”等語極為惱火，認為這些話“非臣子所宜言”，并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令人將《孟子》刪去三分之一，并決定“自今八十五條之內，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然而，絕對主義的，甚至帶有宗教色彩的忠君思想仍受到了挑戰(zhàn)。朝秦暮楚的馮道受到了李贄這位“叛逆思想家”的贊揚，他根據孟子的上述觀點，證明馮道的做法是有理由的。他聲明保證百姓的安全和幸福是大臣的責任，而馮道正是那樣做的。他“雖經歷四姓，事一十二君……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道務安養(yǎng)之力也”。
作為明朝開國皇帝的朱元璋，倡導并強化絕對的忠君行為，但歷史卻開了他一個大玩笑。無論是崇禎自縊時的北京的明臣，還是陪都陷落時的南京臣僚，為大明殉國的鳳毛麟角，相反，絕大多數臣僚入仕新朝作了“貳臣”。據載，南京陷落時，文武各官爭趨朝賀，職名紅揭堆五尺者十數堆，凡生監(jiān)候選者無一不至。矢志抗清的閻爾梅曾感嘆道：“嗟乎！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飛水脫，為疾風勁草者幾人乎！”過慣了太平日子的士大夫總是自命不凡，但一遇到需要他們共肩大廈于既傾時，卻“狗茍蠅營，還懷著幾句勸進表”，真正是歸莊所說的，這類人“便萬斬也難饒”。
然而，在一個風云激蕩的歲月里，要求士大夫做出同一種選擇顯然是不現實的。社會是人生的放大器，改朝換代是人性本質的一次大釋放，新的抉擇更是對儒家傳統忠節(jié)觀念的一次檢驗。
清初的散文作家魏禧寫于康熙二年（1663年）的《留侯論》就是為“變節(jié)”作辯護的文章，他反對指責張良不忠。秦早先曾滅掉張良的故國韓，在推翻秦朝時，張良又幫助劉邦建立漢朝。魏禧認為，這種做法不僅代表人民和國家的利益，而且也是一個忠君的報復行動，報復那個造成自己國家滅亡的政權。這無疑是為率先投入清朝懷抱的“變節(jié)”明臣作辯護。他還通過歷史相似處的比較為吳三桂辯護：“人有力能為人報父仇者，其子父事之，而助之以更其仇。豈得為非孝子哉!……且夫天下公器，非一人一姓之私也。天為民而立君，故能救民于水火。則天以為子，而天下戴之以為父。子房（張良）欲遂其報韓之志而得能定天下禍亂者，故漢必不可以不輔。”
無論是晏嬰的“不死君難”，還是魏禧的“棄暗投明”，都是在為順應改朝換代調整士人的從政道路尋找理論根據。錢謙益、吳偉業(yè)這些受儒家“良知”等觀念熏染很深的社會名流之“變節(jié)”使他們無法找到靈魂的安葬所。當錢謙益看到被拘押在多鐸軍營中的弘光皇帝時，他忍不住失聲痛哭，在其故主面前長跪不起。在痛苦、自責及靈魂深處的不安逐漸增強時，聊以自慰或者能夠贖買一部分靈魂的只是這樣一種想法：只有他這樣的大臣情愿不顧名節(jié)之累而與敵人合作，其他人才能得以保全性命。錢謙益和其他許多與征服者合作的南明士大夫，都用這種方式論證他們的“變節(jié)”行為。他們在承受同時代人的種種道德非難時，又在另一種方式下——即勸說新的統治者不用武力取得同樣的收復效果中安慰自己。錢謙益派他的私人幕僚周荃去多鐸那里，告訴他吳地百姓一向馴順，因此不需訴諸武力，就說明了這一點。
對統一趨勢下的士大夫的各種不同的抉擇，不僅當時的記載評說不一，即使后代乃至今天的史家也莫衷一是，難定取舍。按照統一這一發(fā)展的既定趨勢看，不用說洪承疇、吳三桂之類，就是錢謙益之類入關后降清的人也是應該可以肯定的。如果這樣，抗清的志士就成為阻礙統一的歷史“罪人”了。我們應該摒棄狹隘的漢族中心論，堅決排除有形無形的“華夷之辨”對歷史觀的束縛，同時也應該警惕把復雜紛紜的歷史簡單化、概念化的傾向產生，更要尊重歷史，客觀地評說歷史。
在那個充滿刀光劍影的年代里，“徐州遺民”閻爾梅矢志抗清，是士大夫中的另一種象征。盡管歲月的流逝使他越來越感到一種孤獨，一種“自經離亂無儕輩，孤立秋空氣岸然”式的悲壯，但“人寰尚有遺民在，大節(jié)難隨九鼎淪”，他們直面的是另一種人生，書寫的卻是一種永恒。
出身于江蘇沛縣富民家庭的閻爾梅少年時代就關心時事，喜詠歷史上的英雄事跡和詩詞。11歲初下科場，便在試卷中評論時政，抒發(fā)抱負�？脊匍喚砗螅林�“此子英氣太甚，須折磨之”，有意貶低其名次。天啟二年（1622年）中進士，明末加入復社，對閹黨弄權亂政銜之入骨。崇禎自縊的消息傳來，他痛不欲生，絕食七日，死而復蘇。順治元年（1644年）秋，他遍身縞素，披掛重孝向南明使臣痛陳復國大計，他還上書史可法，建議與農民軍聯合抗清。揚州淪陷后，閻爾梅幾經輾轉，化裝成游方僧人，秘密往來于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為抗清奔走呼號。順治八年（1651年）榆園軍抗清失敗，閻爾梅被捕，在押往濟南途中，清朝調集八縣兵馬押護。一路上，市民百姓夾道相送，閻爾梅破帽布衣騎一驢上，遍體鐵索，但神態(tài)自若，慷慨高歌：“一蹇何勞八縣兵，凌霜踏碎濟南城。”觀者無不落淚。
次年冬，閻爾梅被投入濟南大獄。獄吏是故明舊吏，久慕其名，多次勸降，均遭拒絕。閻爾梅對許多舊友降清，“中原名士多胡服”的情況尤為憤恨。不久前，陳名夏致書勸其應試，并許愿以“會元”頭銜相贈，他以詩冷冷作答：“誰無生死終難必，各有行藏兩不如。”陳不再相強。他在獄中聽說好友吳偉業(yè)出補國子監(jiān)祭酒，十分傷感，寫信大加斥責。江南科場案，蘇州哭廟案相繼發(fā)生后，文人士子多催難，對清朝的民族壓迫政策有了新的認識。閻爾梅恥笑他們：“諸生自說咸陽好，臨到坑時始怨秦。”如果廣大知識分子同仇敵愾，清軍何以蹂躪江山如一紙，每念及此，閻爾梅汗水涔衫�？滴跛哪辏�1665年），閻爾梅逃至北京，躲進“江左三大家”之一，現為刑部尚書龔鼎孳的家中。龔妻徐氏是明時秦淮名妓，頗有民族氣節(jié)，明亡后曾掩護過許多抗清志士。她久慕閻爾梅義名，便多次敦促龔鼎孳設法營救，閻爾梅轉禍為安。龔鼎孳早年隨父鎮(zhèn)守金川門御清，父陣亡時曾為之大慟，指天發(fā)誓要報仇雪恥，但他言猶在耳，身已滿服。大動亂的年代打破了人們既定的生活軌道，人們在強力擠壓下走著他們自己也不知歸途的路徑。時間的流逝把戰(zhàn)爭的煙火漸漸沖淡。清朝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閻爾梅深感用武力推翻清朝的想法已成夢囈，自嘆“初心如火漸如霜”。此后每日撫琴悲歌，在寄托哀思中走向生命的盡頭。
夢千重，家萬里，流落天涯，日月秋光起。今是何年渾不記，墻角多情，猶掛崇禎歷。
畫家萬壽祺這首題名《病中風雨》的詞句，是對那個漸已消失的動亂歲月的辛酸回憶，他們和廣大的士大夫一樣，在無奈中接受了金戈鐵馬聲中建立起的一個新王朝。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已同新主人共呼吸、同命運，而為數可數的“遺民”或“隱逸”像晨星一樣寥寥地點綴著新的黎明，述說著那段既痛苦也悲壯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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