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帝對魏裔介在給事中任上的敢言直諫大為賞識，多次召見。順治十二年（1655年）十月，破格升任他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旋升左都御史。福臨在中和殿召見時勉勵他說：“此番擢用，出朕之意，非有他人薦舉。”此后，魏裔介常“詣行幄，備顧問，與順治談經(jīng)論史。一次，順治稱贊唐太宗是“英主”，魏裔介則意味深長地說：“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高麗，至貽后悔！”福臨深表贊同。
順治十四年（1657年）七月，魏裔介因奏請更定“世職襲例”，與福臨意見相左，從此后屢遭申斥，并于順治末年（1661年）被罷官。福臨病逝后，康熙即位，四大臣輔政，魏裔介升任秘書院大學士，仍留心于國計民生，諫止加派練餉，議設(shè)滿洲兵鎮(zhèn)守云南等，均見其非凡卓識�？滴跏瓿酰�1671年），抱定“知止不辱，知足不殆”的宗旨，以病乞休。時年僅56歲。此后，魏裔介賦閑家居達16年之久，直到病逝。
魏裔介是清初“敢言第一”之臣，是宋朝歐陽修以后，唯一的先為諫臣，后升宰相，歷職較久的人。清初的“諸大典”多依其“奏議所定”。然而，他的聰明才智并沒能充分發(fā)揮，尤其是康熙親政后，家居16年，在人生最成熟的時期遠離政治，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用時人的評價說：“君才自十倍，天意竟三分！”
終順治一朝，言官承明代敢諫余風，凡朝中大政，諸如逃人、圈地、投充、薙發(fā)、易服等“五大暴政”，相繼建言，流徙罷黜接連懲創(chuàng)，但“洗心竭慮”陳言不斷；其他如諫止順治揚州買女，諫廢皇后，諫勤學聽政，勿事游獵，等等，皆關(guān)宮闈帝德，即使?jié)M族官員也噤不敢言；尤其是沸沸揚揚的彈劾大學士馮銓案，幾乎所有言官都參與其中，該案雖帶有“朋黨”色彩，其結(jié)局以多爾袞壓制言路告終，但言路之開放，言官之敢諫，使?jié)M族最高統(tǒng)治者也頗感震驚。
更重要的是，順治朝幾次對因言獲罪者平反昭雪，這與以往朝代只有新君即位才予“翻案”形成一個對比，對及時糾正施政過失，鼓勵言官進諫也很有裨益。
順治帝多次下詔求言，并明確表示：“一切啟迪朕躬、匡弼國政者，所言果是即與采用，如有未當必不加罪。”順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初九，吏部遵福臨前諭，開列科道等官從前言事不當及糾參失實降革名單，計有林起龍、魏象樞、趙開心等40人，福臨令林起龍等7人官復(fù)原職。順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福臨再次下詔，令吏部等重新審議因建言得罪之各官。七月，福臨親降詔旨：“季開生建言，原從朕躬起見，準復(fù)原官，歸其骸骨，仍蔭一子入監(jiān)讀書。李呈祥、魏琯，當日所犯情罪頗輕。魏琯已故，著免罪，歸其骸骨。李呈祥著免罪釋回。”如前所述，魏琯以上疏“逃人”治罪，李呈祥以部院應(yīng)裁滿用漢獲遣，季開生因諫采辦被禍，三人罪狀皆屬嚴懲之列，順治予以寬免，說明對言路的重視。魏琯還列入原籍的鄉(xiāng)賢祠。當時，其家鄉(xiāng)山東壽光縣令王克生還賦詩一首，中有“我公自今榮不死”、“它山突兀非其群”等句，從側(cè)面反映了魏琯死后被赦在當時漢官中的影響。
然而，隨著清朝對全國征服的基本完成，尤其是基本政策的趨于穩(wěn)定，清初那種言官競相敢諫的風氣漸次消失。君子不開口，言路趨于沉寂。這種狀況順治末年即已呈現(xiàn)。順治十五年（1658年）五月，御史李森先上《請寬言官之罰疏》中指出：“求言之詔屢下”，而朝臣“回遲觀望”、“不肯進言”，是因為“從前言事諸臣，一經(jīng)懲創(chuàng)，則流徙永錮，相率以言為戒耳”。順治帝責其“市恩徇情”，命吏部從重議罪。康熙親政后，三番五次指責言官或者緘口不言，或者毛舉細故以塞責�？滴跏四辏�1679年），玄燁在中左門召集科道等官，指出：“朕親決機務(wù)，十年余矣�？频罏槌⒍恐�，每覽奏疏，實能為國有裨政事者少，草率塞責者甚多。”次年，玄燁又指責說：言官“緘默不言。即有條奏，多系繁文。言官職掌，殊為未盡”，并認為“目今之弊，莫大于此”。在康熙帝再三強調(diào)言官應(yīng)盡職盡責的同時，科道官的奏疏仍是“皆首以上諭極是回奏”，或以“諸事盡善，臣等實無可言”回奏皇帝。這種狀況至康熙中期更加嚴重�？滴醵拍辏�1690年），左都御史陳廷敬在《直陳言官建白疏》中承認，言官“專欲以塞責了事，則不免毛舉細故，剔摘成例，馴至于刻薄繁碎不急之務(wù)，而無裨于圣朝寬大經(jīng)久之規(guī)”�？滴跞辏�1697年），玄燁針對“近時言官條奏參劾章疏寥寥，雖間有入告，而深切時政，從實指陳者甚少”之弊政，指出“廣開言路，為圖治第一要務(wù)”。然而言官們?nèi)匀晃倚形沂拢献嘌允?ldquo;但以朕可者可之，否者否之，無一人有直言者”。這令孜孜求治的康熙帝大動肝火，罵這些“讀書之人”“不知忠為事君之大義”。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玄燁精心編撰的御制《臺省箴》和《給事中箴》、《御史箴》正式頒行全國，以儆言事諸臣。內(nèi)容不外乎勸誡言官恪盡職守，直言無隱之類，但在清朝決策、行政體制已發(fā)生重大變革的條件下，讓言官暢所欲言只能是一種良好的愿望罷了。
清朝的皇帝包括未登九五之尊的多爾袞，以及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等諸帝，在總結(jié)明亡的教訓時，都把言官挾制政府，朋黨亂政作為其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對言官無論從體制上，還是從內(nèi)容上都意在鉗制，這是清代監(jiān)察無力的根本原因所在，對此，我們將在以后的相關(guān)部分中詳盡分析。
不過，鴉雀無聲總不是一件好事。在密折制沒有廣泛推行前，言官仍是君主獲取各種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因此對噤若寒蟬的局面，君主就不能視而不見。風聞言事正是在這種氣候下被拉上政壇的。
風聞言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期的宋代以后。北齊御史中丞沈約在彈王沆狀中有“風聞東海王沅”一語，被認為是風聞言事之始。到了唐代，監(jiān)察制度異常完善。承擔“正朝廷綱紀，舉百司紊失”之責的御史臺，在彈劾百官時，不論是自己采訪得知，還是接受別人告狀而來，在舉彈之前皆云“風聞訪知”，不得輕易道出告發(fā)人的姓名，這也是為了保護告發(fā)人。以后御史怕得罪權(quán)貴，不愿通狀彈奏，“遞相推倚”，告狀無人受理，彈奏之職闕而不舉。于是開元十四年（726年）始規(guī)定受事御史之制，輪流知彈奏。彈奏之時亦題告事人姓名，云是某某告發(fā)，不再稱得自“風聞”了。
明代言路異常活躍，是政治舞臺上一支巨大的勢力，但風聞言事也在禁止之列。清順治一朝除個別時間（如順治十年）對風聞言事偶一行之外，也多在禁止之列。康熙中葉以來，言路歸于沉寂，玄燁對風聞言事前后立場不一，康熙十八年的一場辯論，他基本上傾向于不開禁。
康熙十八年（1679年），是大清帝國的多事之秋。盡管征剿三藩的戰(zhàn)爭已近尾聲，但許多戰(zhàn)場仍是如火如荼；年初，山東、河南以及大江南北均遭天災(zāi)，饑民無數(shù)，他們食草根，吃樹皮，甚至起而奪取官糧；更為不幸的是，七月二十八日開始，京師地震，聲如雷，勢如濤，白晝晦暝，裂地成渠，流出黃黑水及黑氣，居民死者無數(shù)。此次地震波及的地區(qū)包括今河北、內(nèi)蒙古、遼寧、山東、河南、山西、陜西、甘肅、江蘇、安徽各省區(qū)�？滴醯郾苷鹩诰吧饺龝円�，才幸免于難。
中國人歷來相信，天降災(zāi)異于人間，必定是人們的所作所為違悖了天意。每當此時，天子總會虔誠地反躬自省，下詔求言，希望通過痛改前非，而挽回天意。八月二十六日，禮科給事中姚締虞應(yīng)詔疏請仍許科道官風聞言事。這給了康熙帝不小的震撼�！肚迨犯濉肪�274載姚締虞上奏說：“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原期知無不言，有聞即告。自放憲臣艾無徵請禁風聞條奏，自此言路氣靡，中外多所顧忌。臣請皇上省覽世祖朝諸臣奏議，如何謇諤；今者相率以條陳為事，熟成風。蓋平時無以作其敢言之氣，一旦欲其慷慨直陳，難矣。乞敕廷臣會議，嗣后有矢志忠誠、指斥奸佞者，即少差謬，亦賜矜全。如或快意恩仇，受人指使，章奏鈔傳，眾目難掩，縱令彈劾得實，亦難免于徇私之罪。如此，則言官有所顧忌，不敢妄言，中外諸臣有所顧忌，不敢妄為。”
康熙對于風聞言事的心態(tài)是相當矛盾的。有感于明末科道言官參與黨爭而危害朝政的教訓，他十分厭惡風聞言事。的確，言官們本身的良莠不齊，致使風聞言事常被黨同伐異、假公濟私之徒利用，他們借機誣陷或毫不負責地以虛情上奏，顛倒是非，制造混亂，這種惡劣的后果從南朝以來就屢見不鮮，貽害無窮。由于憂讒畏譏，官僚中彌漫著殆于政事、以求茍全的風氣，同時，卻為攀龍附鳳、互相攻訐而殫精竭慮，因而政權(quán)衰微，政事腐敗，以至亡國。況且，親政之初，百業(yè)待興，財政經(jīng)濟尚較困難，人民需要休養(yǎng)生息，政務(wù)應(yīng)當力求寬平，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因此，康熙延繼了世祖時的禁令，對風聞言事仍予禁止。
然而，盡管禁令連發(fā)了幾道，還增訂了處罰條例，朝中卻仍不乏主張風聞言事的言論。這讓康熙很傷腦筋。他無法以皇帝之尊扼殺這些聲音。因為，作為一位明君，正是他下令百官上書言事，若對反對他的人采取斷然措施，必定會貽笑大方，喪失威信。畢竟，不能用風聞言事之弊來一概否定其有利的一面。對于那些權(quán)貴們的糾劾，風聞言事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權(quán)貴們一手遮天，他們的罪行常常被掩蓋得天衣無縫，一般人很難了解全部事實和內(nèi)幕，即使是擁有真憑實據(jù)，為了防止報復(fù)，言官們也往往推說“風聞”，以不負言責。
有鑒于此，康熙決心組織一場有關(guān)“風聞言事”的辯論。這是康熙的一貫作風。他一生都十分注重與臣僚的交流。親政之初，他便立下了“每日視朝”的規(guī)矩，每月除逢五在太和殿常朝外，其余時間都去乾清門“御門聽政”，風雨無阻。每日里“未明求衣，辨色視朝”，是需要相當?shù)臎Q心和毅力的。
能夠組織一場敏感問題的討論反映了康熙具有足夠的勇氣和自信。這是他所具有的美德的另一部分。這些美德在與鰲拜斗爭中已充分體現(xiàn)，并讓他終生受益無窮。這一次，他也同樣勇于面對現(xiàn)實，并且相信自己的力量。他相信大多數(shù)朝臣會站在他一邊，相信真理會愈辯愈明。
八月二十九日，即姚締虞上疏的第三天，康熙帝在中左門和乾清門兩次召集百官，廷議風聞言事。值得注意的是，在廷議前，康熙帝已為風聞言事是否可行定了調(diào)子�！犊滴跗鹁幼ⅰ酚涊d頗詳，透露了這次所謂“辯論”的內(nèi)幕情形。在百官齊集中左門時，康熙帝先召吏部侍郎折爾肯、屯泰等至內(nèi)殿，諭二人曰：“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每覽章疏，實能為國有裨政事者甚少，草率塞責者甚多。”令二人傳諭九卿等官，說面諭時再“面詢得失”，希望臣僚“各據(jù)所懷，直陳勿隱”。屯泰當然明白康熙帝的意圖，奏稱：“言官風聞言事，若所奏屬虛，不照例治罪，恐有不肖科、道借辭糾參，嚇詐外官。外官畏其糾參，私行請托，則弊從此生，無益政事，實不宜行。”屯泰等二人捧上諭至中左門，先向眾官口傳康熙諭旨。隨后，康熙駕到，上諭變成了對言官的聲討，康熙帝說：“今每見直言讜論者不過幾人，徇私好名者不可勝數(shù)。”康熙帝還舉舉說明，眾官唯唯，不發(fā)一言。
隨后，康熙帝在乾清門與廷臣“討論”風聞言事。吏部尚書郝惟納、兵部尚書郭四海、戶部尚書梁清標等人皆認為風聞言事不可復(fù)行。戶部左侍郎田六善還奏言：“風聞自上開不得，開風聞亦典故，亦非好事。”右侍郎朱裴奏稱：“風聞二字從古未有，風聞?wù)唢L影之言。若云奉旨諭令風聞言事，無此體統(tǒng)。”至此，“討論”基本上是一邊倒的意見。只有左都御史魏象樞等持異議，他說：“臣另為一議，科、道系朝廷耳目，耳目廣，則貪官不敢肆行無忌，但言官身在輦轂之下，凡直省情弊，不能分身親訪，況督、撫身在地方，必憑藩、臬開報。藩、臬必憑道、府開報。言官既無揭報，不得不令其風聞言事。但要虛公體訪，不可妄行陳奏。”魏象樞是都察院的堂官，關(guān)系言路，也是言官領(lǐng)袖，該人一貫敢言，康熙對他十分敬重�？滴趿畋娧怨侔l(fā)表見解。吏科掌印給事中李宗孔、禮科掌印給事中余國柱都先行表態(tài)，認為此例不宜開�？滴醯劢K于一錘定音，說道：“此系明末陋習，若此例一開，恐有不肖言官，借端挾制、罔上行私，顛倒是非，誣言良善。”接著又講了一段譴責之類的話。為了體現(xiàn)“公正”的原則，康熙帝又讓姚締虞出班到御前，問其“言官宜風聞言事”的初衷何在，二人的問答頗有意思：
姚締虞答：“言官是朝廷犬馬，若寬言官處分，便敢于言。”
康熙：“朕曾處分幾言官來？”
姚締虞：“皇上至圣至仁，從不曾處分言官，但有處分條例在，言官皆生畏懼。且畜犬所以御盜，如禁犬不吠，則盜益無所顧忌矣。”
康熙：“人臣為國，不擇利害，有志之士，雖死不避，況降級乎！爾等皆以風聞為言，朕亦何嘗無風聞。姑舉一二端言之。……”
姚締虞：“科、道官本卑，責任又重，非啟奏不得時在皇上之前，又有此處分條例，所以為皇上指奸斥佞是極難事。”
康熙：“言官奏事，宜將國家重大事務(wù)確加敷陳，爾等所言，多舉細事，無關(guān)治要，今后慎勿草率塞責。”
姚締虞復(fù)班。這位給事中不愧敢言之臣，當康熙帝在大庭廣眾中質(zhì)問時，仍然堅持己見，尤為可貴的是，康熙面揭其“短”，說姚去年赴江西，所行不善，此也是風聞時，姚締虞不為“風聞”所嚇倒，繼續(xù)侃言。
巡按罷了，言官不許風聞言事，處分條例日日加增，魏象樞憂心忡忡。他面奏道：“官中亦有不當言而言者。如外官貪污事發(fā)，非皇上遣官察審，督、撫豈肯將所屬之官審出，自取徇庇之咎？前趙之符奏請停止遣官察審，臣即面言其非。”
至此，風聞言事的辯論暫時告一段落。
姚締虞恐怕還是康熙年間堅持“旨必下科”傳統(tǒng)制度的第一位言官。
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二月，平定“三藩”的戰(zhàn)爭，清廷已勝券在握。十八日，姚締虞上疏說：向來上諭皆先下部，部中已行后方到科，所以科臣有不知者。嗣后上諭應(yīng)先發(fā)科，后發(fā)部。按旨必下科，如有不善，科臣可以駁回，這是明朝的舊制，稱為“科參”。它是科臣言官的重要權(quán)力。清朝入關(guān)后，此制沒能沿襲，尤其是平定“三藩”期間，機務(wù)緊要，這項制度更無法實施。姚締虞要恢復(fù)舊制，康熙自然不滿，批駁道：“姚締虞疏內(nèi)言，上諭皆先下各部，及部中已行，恭繳上諭后，始發(fā)科，故未經(jīng)傳示之旨，科臣有所不知，自以為大負職掌。自比年用兵以來，凡頒發(fā)諭旨，雖極其嚴密，往往泄露，以致賊境皆得聞知。賊中屢有密奏報部，則云漢官中以消息傳語奸細通賊，以故事雖警密，輒行漏泄，于事大有妨害。此等大事，姚締虞皆未察參，不以為有負職任，乃以一、二到部密旨，未曾聞知，以為有負職掌何也？應(yīng)令明白以奏。”姚締虞又一次成為“不識時務(wù)”者。不過，康熙帝畢竟是個寬厚的君主，姚締虞的仕途并未受影響，在考察科道時，康熙嘉其稱職，并升任左僉都御史。二年后升任四川巡撫。
可是，官可以升，但明朝的舊制是不能恢復(fù)的。風聞言事再起波瀾是在八年以后。
禁止風聞言事的討論又過了8年，康熙帝的文治武功都明顯收到了成效。清朝已實現(xiàn)了全國的統(tǒng)一，廣大漢族知識分子已完全承認清朝的統(tǒng)治。戰(zhàn)爭的基本結(jié)束，以及國家政治生活的趨于正常都使康熙的統(tǒng)治更加鞏固。然而，平靜的水面下也蘊藏著暗流，這就是群臣結(jié)黨營私，貪贓枉法的事屢有所聞。很顯然，這與康熙一貫倡導的清廉政治大相悖背。為了揭露這些腐敗分子，康熙舊話重提，組織了8年前一樣內(nèi)容的討論。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一月二十日。玄燁在乾清門處理政事畢，忽然對大學士們說了這樣一段話：
凡參劾貪官，其受賄作弊處，因身未目睹，無所對據(jù)，恐言事不實，不行參劾者甚多。今間有彈章，亦止據(jù)風聞參劾耳。茍非通同受賄，何以深知？天下豈有通同受賄，而尚肯題參者乎？自來原有風聞之例，世祖皇帝及輔政大臣停止。今再行此例，貪官似有畏懼。若有挾仇參劾者，必須審明，果不挾仇，自有反坐之例。將此諭旨著九卿確議具奏。
康熙的這番話與8年前的主張判若兩樣，很顯然是有弦外之音。不料，次日，大學士明珠、余國柱的匯奏卻反其道而行之，其中有這樣一段話令玄燁大失所望：
皇上御極以來，留心吏治民生，孜孜求治，天下升平。自古雖極盛之世，不無一二奸貪之人，今即使有一二貪官，也難逃皇上明鑒，亦不能免于諸臣之訪舉。若風聞參劾之例，自古未有，明末始有此例，復(fù)設(shè)立廠衛(wèi)衙門，故不肖之徒各結(jié)朋黨，爭立門戶，互相仇害，借端風聞，恣肆妄議，禍及邊疆。今又行風聞之例，恐不肖之徒借端嚇詐，陰挾私仇，轉(zhuǎn)相請托，讒構(gòu)橫行，亦未可定。此例斷不可設(shè)！請照現(xiàn)行例行。
明珠等人的口氣十分強硬，理由亦似乎說得通，康熙聽后大為不快，表面上只說了句“知道了”，心中卻另有主張。于是，風聞言事的弛禁還是在皇帝的默許下在朝野彌漫開來。言官們也想趁此東風，掀起陣陣政治風波，朝中權(quán)貴的貪酷劣跡也隨之公諸天下。
震驚朝野的彈劾案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初六，御史郭琇上疏題參大學士明珠、余國柱，述及閣中票擬，輕重任意；傳奉諭旨，市恩立威；連結(jié)黨羽，戴德私門；勒索學官，士風大壞；牽制言官，壓制舉劾等八大罪狀。此舉可謂一石擊破水中天，在朝廷中掀起了軒然大波。
一份彈劾朝臣的奏章本不該引起如此的震動，御史郭琇不過是盡一己之責而已。但是，自從禁止“風聞言事”以來，科道言官們有分量的諷諫之疏甚少，特別是對那些權(quán)臣們的糾舉更是寥寥無幾�？滴踔问職v來勤勉謹慎，注重實據(jù)。盡管他十分希望科道言官能忠于職守，勇于建言，并命令吏部舉薦清官擔負科道之職，但言路卻依然沉寂。
沉寂中的一聲吶喊總是會有特別的震撼力的。況且郭琇所參劾的又并非是無名小卒，而是權(quán)傾一時的大學士明珠。這當然更會令人震驚。
明珠，滿洲正黃旗人，生于明崇禎八年（1635年），是海西四部女真之一的葉赫貝勒錦臺什之孫。其父尼雅哈于順治元年（1644年）授騎都尉。明珠最初由侍衛(wèi)授鑾儀衛(wèi)治儀正，幾年時間，屢次升遷，官至兵部尚書。在平定三藩的過程中，他堅決地站在皇帝一邊，得到了康熙皇帝的信賴。明珠的為人相當機智乖巧，很會討皇上的歡心。當他得知康熙皇帝將到京城南苑晾鷹臺檢閱八旗兵時，他便事先暗中安排訓練。檢閱之時，八旗兵自然軍容整齊，威武雄壯，甚得皇上稱贊，并被定為閱兵的楷模。諸多此類之事，使得明珠官運亨通，權(quán)勢日重。
清朝自世祖始，就十分注重整飭吏治。吏治不清，是明末的弊習。尚存古樸之風的清朝統(tǒng)治者對此痛恨至極。他們一向認為，崇禎皇帝的不幸來自于黨爭以及不可計數(shù)的惡吏。然而，清理、整頓并啟動一架龐大的官僚機器十分不易。自權(quán)力產(chǎn)生以來，人類就似乎與貪污腐化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它就像那黑色的影子，時大時小，時強時弱，日上中天時，凝聚為一點；日落西山后，吞沒整個天地，但從來都與人寸步不離。古今中外，人們不能徹底有效地根治這種弊端，但又不能不努力去遏制這種行為的擴大和泛濫。各代懲貪的最好結(jié)果，不過是將這種行為遏制到最小程度。而這又取決于監(jiān)察制度和法律是否完備，是否具有權(quán)威。
圣祖康熙對吏治敗壞的狀況十分憂慮。清朝初年，由于前朝弊習未除，加之連年戰(zhàn)亂，財政絀支，官員隊伍冗濫不堪，造成吏怡敗壞，貪風日盛。他一貫深信司馬光的“治官之道有三：任官、信賞、必罰”，為“萬世不易”之理。因而他十分注重獎廉和懲貪，希望能夠激濁揚清，樹立新風。
康熙帝對明珠一直視為私人，寵信有加。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冬，他初下江南時，便以明珠為扈從。他十分感激明珠多年來對他的忠誠和支持，也十分欣賞明珠的才能。這位大學士不但是位軍事戰(zhàn)略家，還精通滿漢兩種文字，極有辯才。康熙并非沒有聽到有關(guān)明珠腐貪的傳聞，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京師久早不雨，他命令侍讀學士德格勒占卜時，德格勒就曾奏稱天災(zāi)是明珠等小人執(zhí)政貪權(quán)納賄所致。御史笪重光等也曾上疏彈劾過明珠。不過，他都認為言無實據(jù)，而未加深究。這兩位朝臣后來反倒被明珠借機罷黜。
康熙的這種作法源于他一貫的“無為而治”的治國思想。當他登基不久、尚在沖齡之時，便以“愿天下太平，生民樂業(yè)，共享太平之福”為治國的最高目標。因而在御宇的幾十年中，他力求政務(wù)寬平，盡量不驚吏，不擾民，甚至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督撫上任，他囑咐：務(wù)必安靜，認為“安靜為地方之福”。因而他禁止“風聞言事”，耳不聽為凈，害怕官吏們恐慌，造成不必要的混亂。在懲貪這個問題上，他雖十分重視，卻比他的父輩寬容，發(fā)現(xiàn)問題重在教育，懲罰并不很重。因為順治時期定律：貪贓十兩即處死刑，反而使得大小官吏相互包庇掩護，查出之案過十兩者很少，大貪污犯逍遙法外。并且，自立國以來，財政狀況不佳，官僚體系龐大，俸祿一直不豐，官吏不貪幾乎無法生存下去。因而他對官吏少量的貪污、加派便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地聽之任之。即使是他大加褒揚、重用的清官也并不都是毫無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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