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沒想到，期中考試沒過多久，學(xué)期還沒有結(jié)束，“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文化大革命”怎么就開始了，我一點兒都不知道，只是覺得政治學(xué)習(xí)多了，劉老師更加慷慨激昂了，他的語文課幾乎變成了讀報課。在劉老師抑揚頓挫的朗讀聲中，“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xué)校變了。
學(xué)校的最大變化就是慢慢地學(xué)生不用上課了，究竟為什么不上課了，從什么時候不上課了，我就沒明白，好像是一點兒一點兒的就沒課了，這是最讓傻二開心的事。不知是誰貼的第一張大字報，先是批判北京市的三個大人物，說是三家村，這些都是跟著報紙來的，學(xué)校里的大字報不過是跟著落井下石罷了。接著，學(xué)校里也揪出了一個小三家村，就是校長、副校長和教導(dǎo)主任，據(jù)說他們和北京市那個三家村是一伙的，這就變成趁火打劫了。三家村的說法并不局限于學(xué)校領(lǐng)導(dǎo)，既然學(xué)校里有個三家村，那每個年級每個班也得有吧？
我和傻二算計了一下，大概以后我們班也會有個三家村吧！只是我們說不清究竟是誰，于是，我們把全班同學(xué)排了個隊，第一名當然是班長袁潔了。
“袁潔不算吧？”傻二看著我，臉有點兒紅，氣有點兒喘，說話有點兒結(jié)巴。
“為什么不算？”我問。“你可別忘了，她是班長，算也得從她算起！”
傻二說這三家村都是下面的人，不是最大的。算也得應(yīng)該從副班長開始。
我琢磨著，有道理。學(xué)校里的黨支部書記就不是三家村的，三家村最大的是校長。所以班長袁潔不能是三家村的，可憑什么別人就該是三家村的呢？而且，我們班沒有副班長。本來這個學(xué)期劉老師想讓我當副班長兼學(xué)習(xí)委員，只是讓我們的考試作弊砸了鍋，當然，三家村也沒我的份了，要不真進了三家村，這輩子算完了。
傻二也回答不出來為什么，他吸吸鼻子，堅定地說反正袁潔不能算。
“行，袁潔不算，金曉燕也不算！”我也堅定地說。
“對，咱們的哥們兒姐們兒都不算！誰要是欺負咱們，就抽丫挺的！”傻二挺挺胸脯說。
繼續(xù)排下去，班里那么多同學(xué)，不是和我關(guān)系不錯，就是和傻二的關(guān)系不錯，要不就是和袁潔金曉燕的關(guān)系不錯，排到最后，我們班沒有三家村！
“怎么就沒有呢？”傻二拍拍自己的腦袋。
“怎么一定就有呢？”我問他。“哪有那么多壞人呀？”
“不是說百分之九十五的是好人，那還有百分之五的壞人呢？”
“就是說咱們班有二點一個壞人，零點一個人沒法算，按四舍五入，就算兩個人吧！”我說，我的口算能力不錯。“咱們找的是三家村，必須是三個人，大概咱們班沒有三家村。”
“沒有就算了！”傻二嘆了一口氣，“就是，也不能個個都是三家村的。”
我也同意傻二的說法，不管怎么著，不能人人都是壞人，壞人也不能是自己的哥們兒姐們兒，推而廣之，哥們兒姐們兒的哥們兒姐們兒們也不能都是壞人。
學(xué)校已經(jīng)不能叫學(xué)校了，我也說不上是什么了，應(yīng)該叫多功能之地吧！校園里鋪天蓋地到處都是大標語大字報。大字報從教室延伸到學(xué)校的大禮堂，又從大禮堂延伸到操場跑道邊上的席棚，這些席棚也是為了大字報建起來的。不少教室由于大字報把窗戶都蓋住而變成黑洞洞的地窖。學(xué)生們在校園里到處游逛，當年嚴厲的老師們變得異常小心，對學(xué)生們笑臉相向，生怕哪天就被打成牛鬼蛇神。而成為牛鬼蛇神真是易如反掌，只要貼上幾張大字報羅織點兒罪名就行了，沒人核實，也沒有人在意那是不是真的，所以不少老師都被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們的班主任劉老師就在那時被批判了一場，盡管他給以校長為首的學(xué)校三家村沒少貼大字報。高中的學(xué)生畢竟比我們大幾歲，革命勁頭足一點，斗爭經(jīng)驗多一些，很快就在他的革命高調(diào)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反動思想，所以劉老師在劫難逃，每天在辦公室里寫檢查，在學(xué)生面前痛哭流涕罵自己，還在大家面前左右開弓地抽自己的嘴巴。
一開始，我們還挺有興趣每天花幾小時看大字報，拿個小本子抄點兒新名詞，因為看大字報比讀課文有意思，而且還可以在大字報上加點評注如“支持”或者“反對”，署名當然都是革命群眾，不高興還可以寫點兒罵人的臟話在上面，這是寫作文時絕對不能出現(xiàn)的。坦白地說，我會的不少臟話就是那時學(xué)會的，不是吹牛，我可以不間斷地一氣罵上兩個小時的臟話而不帶重復(fù)的，同時我的臉皮也開始厚起來，因為學(xué)會了臟話不見得就能罵出來，只有厚臉皮才能把滿肚子的壞水倒出來。
一天下午，我和傻二一起回家，看見十幾個身穿褪了色黃軍裝的人在我們學(xué)校門口，他們見到從學(xué)校出來的人就攔住盤問，不少人在那里爭辯著什么。金曉燕的哥哥金曉兵也在那里。我和傻二從被攔住的人群旁邊走過，一個人把我們攔住。
“哎，你站住！說你哪！”那人說。他穿著一身黃衣服，戴著黃帽子，只是都是舊的。他的右臂纏一紅布條，上書“紅衛(wèi)兵”三個字，一條寬寬的牛皮武裝帶在他的手里晃蕩著。
我有一種想跑的沖動，不過還是站住了，傻二站在我的身后。
“你什么出身？”那人問。
“我？”
“就是你！”那人的眼睛瞪了起來。
我還真沒留心過自己是什么出身。我知道我爸爸媽媽是干什么的，我爸爸是個小干部，媽媽是個中學(xué)教師，可我算是什么出身呢？
我愣在那里。
“嘿，小博，是你呀！”不知什么時候，金曉兵轉(zhuǎn)到那人的身旁，拉拉那人說：“他是革干，他爸是體委的。沒問題，他跟我妹妹是一班的。”
我和傻二順利出了校門，其他人可沒我們那么幸運。第二天我們聽說有人挨了打。挨打的原因很簡單：出身不好。而出身不好的人就是“狗崽子”，說你是狗崽子，你要是回嘴，就只能挨打了。
我還是天天和傻二泡在一起，他對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特感興趣，尤其對考試深惡痛絕，每天都要在別人的大字報上留下大量的點評，一般都是“堅決支持”再加上幾個驚嘆號，簽名都是“革命群眾”，那時我才知道革命群眾也可以是一個人，就像人民也可以被一個人代表一樣。
學(xué)校里的批斗會一場接一場，不僅校長老師被打被斗，還有反動學(xué)生以及社會上的流氓被押上臺去——這樣，我突然發(fā)現(xiàn)我們的生活環(huán)境有多么糟糕，流氓如此之多，范圍如此之廣，無論是留長發(fā)的，穿瘦腿褲尖皮鞋的，戴墨鏡的，甚至談戀愛的……五花八門，什么都能成為流氓，令人迷惑的是，人們過去普遍認為的流氓行為——打人——卻成了革命行動。慢慢地，我感到挺沒勁兒，就不去學(xué)校了，因為沒有課上，也沒有事做，大字報里除了老一套的罵架和無限上綱就看不出什么新東西來了，而且我還得在家照看妹妹，她是三年級小學(xué)生，她的學(xué)校也停課了。爸爸媽媽讓我照看她，教她讀書寫字，照爸爸媽媽的看法，沒有多久學(xué)校就會開學(xué)，所以功課不能落下。
傻二特興奮，不用上課了，看來也不用考試了，就是考試也不怕不及格了，而且只要靠上“文化大革命”，別人誰還敢還嘴？正是我們的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救”了傻二。我這可不是亂講的，我倒是同情我這哥們兒，可我真的沒能力救他，最多就是讓他抄抄作業(yè)，現(xiàn)在連考試他都抄不成了，他的脖子再長也伸不到我的課桌；劉老師也只能救他一門課，多了也救不了。所以，當毛主席去世時，傻二哭的哞哞的，他的眼睛紅紅的，流露著感激的深情。他對我說：“爹親娘親沒有毛主席親，要是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到現(xiàn)在還在初中一年級哩。”這是他對我一個人說的，我們是哥們兒，他不會騙我蒙我，所以我相信這是他的心里話。其實，他不可能總在初中一年級，因為上學(xué)有年齡限制，超過那個年齡他就得離開學(xué)校了，只是不能像他現(xiàn)在這樣吹噓他是老三屆初中畢業(yè)的學(xué)歷了。那時候，不少人認為，老三屆的學(xué)生底子扎實，比“文化大革命”中上學(xué)的人功課好。
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哼！傻二四處望望，也許是看看周圍有沒有認識人，要是有熟人就不能這么說了，至少也得換換說法，咱怎么也能混個大學(xué)文憑吧？我那哥們兒小博就是初中一年級的水平，根本沒上過高中就考上了大學(xué)，我怎么也不會比小博差吧？我可是該上初三的！那時我們可是一個學(xué)習(xí)小組的，他沒少抄我的作業(yè)。你不信就去問問他，人家現(xiàn)在住在美國，去那兒可得準備好機票錢。寫信當然也行，不過聽說美國老丟信。
傻二每天白天都到學(xué)校去，晚上就到我家來，跟我講講學(xué)校“文化大革命”的進展，比如哪個老師又挨斗了，學(xué)校又有什么新大字報了，誰誰誰的名字改成特革命的了，最讓他興奮的是學(xué)校成立紅衛(wèi)兵了。
“你聽說了嗎？咱們班的李西生改名叫李東升了，”一天晚上傻二告訴我說，“改名的大紅紙就貼在校門口。”
“丫犯什么病��？那時候他說他是西寧生的，所以他爸媽給他起名叫西生。”我不滿地說。
“是啊，他那改名宣言上說東比西好，太陽是從東方升起的，所以他改成東升。”
“不管他怎么改，我反正還是叫他李西生，他改得了，我改不了！”我說。“好漢都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這是《水滸》里的詞。
“我也是，”傻二表示贊同。“咱們就叫他李西生，他要是不樂意就抽丫挺的。”
傻二捋捋袖子，想露出塊兒來以顯示自己的強大。
我爸聽到我們的話，馬上說：“你們可不能動手打人��！改名是他自己的事兒，不能因為這個就打人。”
“不會啦，”我趕忙答應(yīng)著。“我們說著玩兒呢！”
傻二不在乎，接著侃：“你們知道嗎，學(xué)校有人成立什么紅衛(wèi)兵了，就跟金曉兵他們一樣。他們在學(xué)校門口貼了一副對聯(lián)，字有那么大。”
傻二用手比畫著，唾沫星子亂飛，對我爸爸媽媽說，“那對聯(lián)是什么，敢上九天摸月。”
“攬月，不是摸月。”我爸插嘴說，做了一個摟抱的動作，這是我爸每天都要練的一招。
“對，是攬月，我也琢磨著沒事摸什么月亮呀？”傻二點頭。“敢下五洋捉什么？那字我不認識，筆畫挺多，有人說是捉王八。”
“捉鱉。”我爸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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