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一切進步都是創(chuàng)新的結果。沒有創(chuàng)新，沒有超越，就沒有價值，就沒有明天，就沒有生命。不創(chuàng)新，毋寧死。”說這話的，是程益中。在說這句話之前，他號召并肩作戰(zhàn)的《新京報》全體戰(zhàn)友：“各位同事，《新京報》要拿出比《南方都市報》還要大、還要倔強的創(chuàng)新勁頭來！”程益中這樣說，是因為他和戴自更都非常清楚，雖然《新京報》做到了“一出生就風華正茂”，但要想迅速在北京站穩(wěn)腳跟，繼而圖謀報業(yè)大
事，就必須迅速打開在北京的局面。
《南方都市報》固然有非常多的成熟經(jīng)驗可以直接拿過來用，但是，北京畢竟不同于廣州和深圳，作為中國的首都、國際化大城市，北京有自己極為特殊的空氣、水和土壤。正像程益中所言——“在中國，在北京，由于歷史的原因，報業(yè)遠遠落后于經(jīng)濟發(fā)展的水平，起點還很低，水平還很低，與我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形象極不相稱，與
北京市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形象極不相稱。
“報紙辦得不好，城市的形象就受損，城市的門面就難看，城市的口碑就不好，城市就顯得畸形。報紙更是城市的靈魂，報紙辦得難看，城市的心靈就不美好。”
要想做到這一點，在沒有路的情況下，只能去闖一條新路。這條新路并不是捷徑，更不是后門、偏門和歪門，而是和北京這座作為首都的國際化大城市同呼吸、共患難，真正領略北京的精神與氣度，真正和讀者風雨同舟，為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而攜手同行。
路，永遠都在每個人的腳下，通往四面八方，就看你走不走。只要走，也許會走錯路，也許會走彎路，也許會走邪路，也許會栽跟頭，也許會掉進陷阱，但最終，路會把你送到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地方。所以，重要的，永遠是走，是夸父逐日，而不是守株待兔。
事實上，《南方都市報》的成功，用程益中的話說，就是反抗了人類創(chuàng)造力的惰性，反抗了時間和空間對人類的束縛，是對創(chuàng)造力的可能性的不斷探索，對智慧的不斷挖掘。有一位很有名的內地都市報老總曾經(jīng)半開玩笑、半嚴肅認真地問程益中：“全國所有的都市報和絕大部分日報都去我們那里取經(jīng)學習，唯獨你們《南方都市報》沒去，為什么？”程益中也是半開玩笑、半嚴肅認真地回答：“我們不是不去你們報社學習，我們是不去所有的報社學習。不過總有一天所有的報社都會來我們這里學習。”這不是狂傲，是自信，是智慧，是能力。
那么，在《南方都市報》全新升級版的《新京報》這里，一條條沒有的路，又是怎樣一條條被闖出來，并且通向遠方的呢？
熟悉《新京報》的人會發(fā)現(xiàn)，自《新京報》創(chuàng)刊之后，它總是想方設法“不走尋常路”，并且不甘于做升級版的《南方都市報》，而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獨特個性和風格，也就是說，它要走“第三條路”。
對讀者來說，新聞的可讀性、貼近性非常重要，但《新京報》衡量一則新聞的價值時，通常采用的是另一套標準：新聞本身對國家和社會進步的價值到底有多大？這種進步可以涵蓋的面，包括政治、法制、經(jīng)濟與社會生活、民生等方面。《新京報》的選題，有些可能并不可讀，讀的人也并不多，但是，這些選題卻一定要被挖掘，而且是深挖。比如《新京報》關于中央經(jīng)濟工作會議的報道，不僅篇幅大，而且配發(fā)了多篇社論，而這一類選題因為可讀性差，此前不僅一般都市報不會花大篇幅去做，就算是黨報，也不過常常發(fā)幾條例行風格的簡短新聞。但是，《新京報》不僅不這么看，而且做大篇幅報道和評論，因為新京報人認為，中央經(jīng)濟工作會議對中國未來的經(jīng)濟生活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具有值得重視、值得揭示、值得探究的獨特新聞價值。像這類選題的操作，還有對思想工作會議和人才工作會議的宣傳。戴自更在回憶人才工作會議結束后的一段工作時曾說道：“當時我們要求編輯部連續(xù)三天做頭條報道，解讀會議精神，指出會議與每個人發(fā)展和成功的關系，采訪對象涉及決策者、專家、普通人等，還配發(fā)四篇評論，討論目前制約人才工作的問題，力爭把這個專題做全、做透。許多人打電話、寫信說我們做得要比傳統(tǒng)黨報都好，主管部門也給予了高度評價。關注國家的重大政治生活、經(jīng)濟生活應該是以后《新京報》的主攻方向。”借鑒《南方都市報》的風格，《新京報》也將評論版置于重要位置，且較多采用思考性的、非觀點性的評論；在經(jīng)濟板塊中弱化了消費性新聞，置入深度的產(chǎn)經(jīng)、財經(jīng)報道，謀篇布局和寫法類似于一些新聞雜志常采用的調查性、解釋性報道……在版式設計上，《新京報》標題全部采用宋體字，不鋪底、不上色，劃版不破欄，采用封面式的頭版模式。在版面安排上“拒絕視覺暴力”，重視版面的平衡，不強迫讀者閱讀，將閱讀的選擇權交還給讀者，力求穩(wěn)健平和……這些，都是《新京報》的與眾不同之處：幫助人們發(fā)現(xiàn)生活的內核，關照人們生活中并不留意卻十分重要的細節(jié)，既理性，更感性。時至今日，《新京報》的做法已經(jīng)打破了許多業(yè)內人士在它創(chuàng)刊之前的預言，《新京報》與《南方都市報》之間雖然在管理與制度建設上仍然保持著一致，但彼此之間的新聞資源共享已經(jīng)不多了，《新京報》也在自覺地培養(yǎng)和強化著自己的個性和報格。
第二任總編輯楊斌曾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新京報》相比較《南方都市報》而言，兩者在趣味、理想、讀者層次上都有所區(qū)別，這是由于市場策略不同造成的，《新京報》在品質、形態(tài)上更加嚴肅。”從定位上說，《南方都市報》仍然是市民化報紙定位，但在市民化報紙中屬于高端形態(tài)；《新京報》有精英報紙的味道，但如果歸于精英報紙的話，又屬于低端形態(tài)。從功能上說，《南方都市報》要辦成一張區(qū)域性主流報紙，而《新京報》要立足北京，輻射全國，這也注定了彼此的操作手法不同。這些不同，正是新路。
2004年9月底，一位上海傳媒界人士曾對《傳媒》雜志表示，從報紙形態(tài)上看，目前國內報紙中未來真正能成長為產(chǎn)生巨大影響力的主流時政類報紙的不多，堅持下去的話，《新京報》《東方早報》可能成為有巨大影響力的報紙——因為它們具備了這種新型主流時政報紙的雛形。
但，戴自更認為，《新京報》最終要成為理想中的新型時政類都市報，一定會經(jīng)歷長時間磨礪、反復的自我否定之后才可以蛻變而出。“不浪費資源，不錯過機會。這是我對報業(yè)市場的基本判斷，也是實現(xiàn)《新京報》宏偉藍圖的方法論。”
在創(chuàng)刊初期，《新京報》的一些探路小招數(shù)，曾因為它所帶來的、看得見的巨大收益，而被人在傳媒江湖上廣為流傳。雖然這樣的做法參照了《南方都市報》的相關版面和欄目，但它們在北京這座特殊而又微妙的城市里的影響力，卻迅速提升了《新京報》的品牌美譽度，并且實實在在地超越了《南方都市報》的預期。
比如，強調媒體責任，專設“更正與說明”欄目�！缎戮﹫蟆窂牡诙陂_始，就在第二版設立“更正與說明”欄目，更正頭一天或近期在報紙上出現(xiàn)的事實錯誤、重要文字差錯；檢討價值觀中的危險傾向，對讀者有疑問或者容易產(chǎn)生歧義的問題做出說明。開設這樣的欄目，在當時的全國媒體中并不多見，低頭認錯，就是責任與擔當。
與此同時，《新京報》發(fā)出承諾：萬元重獎新聞線索，特等獎1萬元。2003年11月26日，《新京報》首期新聞線索萬元大獎出爐，該報一篇引起較大反響的核心報道的線索提供者吳先生和王先生獲得獎金1萬元，這是迄今國內最高的新聞報料獎。同一天，時任新京報副總編輯的楊斌，親自為吳先生、王先生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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