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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傅是傅用霖，年齡和我不相上下，還不上四十，大家都習慣稱老傅而很少直呼其名，多是一種敬重和信賴，他的謙和誠懇對熟人和生人都發(fā)生著這樣潛在的心理影響。我和他相識在1976年那個在中國歷史不會淡漠的春天。已經(jīng)復刊出版的《人民文學》雜志約了8名業(yè)余作者給刊物寫稿，我和老傅就有緣相識了。他不住編輯部安排的旅館，我和他也就只見過兩回面，分手后也沒有書信來往。1978年秋天我從公社（鄉(xiāng)鎮(zhèn)）調到西安郊區(qū)文化館，專注于閱讀，既在提升擴展藝術視野，更在反省和涮滌極"左"的思想和極"左"的藝術概念，有整整3個月的時間，完全是自我把握的行為。到1979年春天，我感到一種表述的欲望強烈起來，便開始寫小說，自然是短篇。正在這時候，我收到老傅的約稿信。這是一封在我的創(chuàng)作歷程中不會泯滅的約稿信，在于它是第一封。

此前在西安的一次文學聚會上，《陜西日報》長我一輩的老編輯呂震岳當面約稿，我給了他一篇《信任》。這篇6000字的小說隨之被《人民文學》轉載（那時沒有選刊，該雜志辟有轉載專欄。）到1980年初被評為第二屆全國短篇小說獎。老呂是口頭約稿。我正兒八經(jīng)接到本省和外埠的第一封約稿信件，是老傅寫給我的，是在中國文學剛剛復興的新時期的背景下，也是在我剛剛擰開鋼筆鋪開稿紙的時候。我得到鼓舞，也獲得自信，不是我投稿待審，而是有人向我約稿了，而且是《北京文學》雜志的編輯。對于從中學就喜歡寫作喜歡投稿的我來說，這封約稿信是一個標志性的轉折。我便給老傅寄去了短篇小說《徐家園三老漢》，很快便刊登了。這是新時期開始我寫作并發(fā)表的第三個短篇小說。直到劉恒受他之囑到灞橋來的時候，我和他再沒見過面，卻是一種老朋友的感覺了，通信甚至深過交手。

三

我和劉恒說了什么話，劉恒對我說了什么話，確已無從記憶。印象里是他話不多，也不似我后來接觸過的北京人的口才天性。到中午飯時，我就領他去吃牛羊肉泡饃。這肯定是作為主人的我提議并得到他響應的。在電影院我的住所的馬路對面，有鎮(zhèn)上的供銷社開辦的一家國營食堂，有幾樣炒菜，我嘗過，委實不敢恭維。再就是8分錢的素面條和1毛5的肉面條。我想有特點的地方風味飯食，在西安當數(shù)羊肉泡饃了。經(jīng)濟政策剛剛松動，我在鎮(zhèn)上發(fā)現(xiàn)了頭一副賣豆腐腦的挑擔，也過了久違的豆腐腦口癮；緊跟著就是這家牛羊肉泡饃館開張，彌補或者說填充了古鎮(zhèn)飲食許久許久的空缺。這家僅只一間門面的泡饃館開張的炮聲剛落，在古鎮(zhèn)以及周圍鄉(xiāng)村引起的議論曠日持久，波及到一切階層所有職業(yè)的男女，肯定與疑惑的爭論互不妥協(xié)。這是1980年特有的社會性話題，牽涉到兩種制度和兩條道路的議爭。無論這種議爭怎樣持續(xù)，牛羊肉泡饃館的生意卻火爆異常，從早晨開門并撥旺昨夜封閉的火爐，直到天黑良久，食客不僅盈門，而且是排隊編號。呼喊著號碼讓客人領飯的粗音大響，從早到晚響個不停。尤其是午飯時間，一間門面四五張桌子根本無法容納涌涌而來的食客，門外的人行道和上一階土臺的馬路邊上，站著或蹲著的人，都抱著一只大號粗瓷白碗，吃著同一個師傅從同一只鐵瓢里用羊肉湯燴煮出來的掰碎了的饃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