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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身無志。

大同者，吾人之鵠也。

大丈夫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chuàng)奇事，做個奇男子。

——毛澤東

毛澤東離開韶山是1910年，到長沙是1911年，恰逢辛亥革命爆發(fā)。他目睹了這場革命的潮起潮落，更為民族的前途擔憂。青年毛澤東生活的時代，帝國主義侵華日甚，國內(nèi)軍閥連年混戰(zhàn)，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到了近代，強權者、貴族、資本家的聯(lián)合到了極點，因之國家也壞到了極點，人類也苦到了極點，社會也黑暗到了極點。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边@一歷史條件和社會環(huán)境，決定了中國要進步，不僅要反對封建主義，還要反對帝國主義，要把中國從帝國主義的奴役下解放出來。

隨著毛澤東對中國社會認識的深入，他與許多同時代的有志青年一樣，逐漸形成了救國救民的意識。毛澤東曾說：“在這個時期，我也開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覺悟，特別是在讀了一本關于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以后。我現(xiàn)在還記得這本小冊子的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這本書談到了日本占領朝鮮、臺灣的經(jīng)過，談到了越南、緬甸等地的宗主權的喪失。我讀了以后，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泵珴蓶|還提出：“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在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驅(qū)使下，毛澤東決心逐步“改造中國與世界”。

毛澤東決定重新回到學校讀書。在這所學校里，毛澤東讀了半年，留下一篇被國文教員柳潛稱為“實切社會立論”的作文，題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論》。文章劈頭就說：“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zhí)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shù)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于淪亡之慘也�！边@是毛澤東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全文僅600字，老師的批語卻有150字，說作者“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還批給其他同學“傳觀”。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泵珴蓶|為了探索救國救民之道，他覺得這種學校中刻板的校規(guī)和有限的課程，遠不能使他滿足。不久，他讀到了一套《御批歷代通鑒輯覽》，讀完后收獲很大，越發(fā)覺得自學勝于在學校里讀書。于是，他決定從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退學，每天步行3里路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這里的中外書籍，報刊雜志之多是毛澤東從未見過的。這期間，他制訂一個自學計劃。他的學習十分勤奮，廣泛閱讀了大量中外書籍。他如同置身于書的海洋，貪婪而又自由地暢游著。在浩瀚的書海里，從西方的政治經(jīng)濟學說到歷史地理，從哲學法律到自然科學論著，他都產(chǎn)生了極大的興趣。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赫胥黎的《天演論》使他深受啟發(fā)。嚴復針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現(xiàn)狀，寫下大量按語，批判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闡發(fā)了自強、保種、自力、斗爭的觀點，呼吁救國圖存，以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這半年的自修生活，使他獲得了許多新知識、新認識。毛澤東認為這是“極有價值”的半年。

在這個時候，湖南省立第四師范一則招生廣告引起了他的興趣。1913年春，毛澤東考入這所學校。第二年春，第四師范合并到第一師范。在這所學校，毛澤東前后共做了五年半的師范生。這所學校的規(guī)模、教師力量和設備，都是毛澤東以往讀過的幾所學校所不能比擬的。在重視“道德實踐”、“身體活動”、“社會生活”之外，湖南第一師范還很強調(diào)人格和學識的全面培養(yǎng)。尤為稱道的是，湖南第一師范還先后聘請了諸如楊昌濟、徐特立、方維夏、王季范、黎錦熙等一批學識淵博、思想進步、品德高尚的教師。他們不僅教授文化知識，而且“時時以國恥喚醒學生之自覺心”。其中，楊昌濟就是 “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于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楊昌濟成為毛澤東的良師益友，他對毛澤東人生觀的確立產(chǎn)生很大影響。而且，與毛澤東入校差不多同時，蔡和森、周世釗、李維漢等一批追求進步的青年學子也都紛紛考入該校。當時的湖南第一師范，堪稱培養(yǎng)新青年的搖籃。

湖南第一師范對毛澤東的一生有著十分巨大的影響。在湖南一師，他廣泛涉獵古今名著，打下了深厚的學問基礎。后來回憶起這段歲月，毛澤東感慨地說：“我忘記了疲勞，忘記了饑餓和寒冷，貪婪地讀，猛烈地讀。正像牛闖進了人家的菜園，初次嘗到了吃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個不停一樣�！�

毛澤東在一師求學期間，正是中國社會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巨大社會轉(zhuǎn)型時期，也是中國命運發(fā)生急劇顛簸的年代。清王朝被推翻了，億萬人民期待的共和到來了，但是民族卻沒有贏得獨立、民主和進步。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毛澤東開始逐步為自己規(guī)定讀書的目的，并因此開始逐步樹立救國救民的志向。

與別人不同的是，毛澤東的立志呈現(xiàn)出“立真志”和“真立志”的特點。他認為，僅僅有宏大的志向還不夠，還必須找到實現(xiàn)崇高理想的途徑。因此，真正的立志，首先是要尋求真理。他說：“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身無志�！币虼�，他苦苦求索“大本大原”，并由“大本大原”而立定志向。

什么是“大本大原”呢？在當時的他看來，就是宇宙生成和發(fā)展的根本原則。朱熹說：“大本不正，小規(guī)不立�！彼荼局鹪�，這個思想實際上和湖湘學派所提倡的做“學問”與“處身”分不開。毛澤東的恩師楊昌濟在講課時，也特別強調(diào)：“宇宙間所有一切之現(xiàn)象，皆由此大原則而生，吾人當神思默想，洞曉此大原則，此所謂貫通大原也�！�

由“大本大原”而立定志向，就是要求在面對紛繁蕪雜的萬事萬物時，要從大處著眼，要從事物的根本著眼。把大處抓住了，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節(jié)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正是基于這一點，以后在毛澤東的一生里，他經(jīng)常強調(diào)要善于抓住要領，抓住主要矛盾，強調(diào)綱舉才能目張，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

在求“真”、求“本原”的同時，毛澤東早期立志還呈現(xiàn)出“立奇志”的特點。他曾對人言，大丈夫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chuàng)奇事，做個奇男子。同學們用諧音給他起了個外號，稱其為“毛奇”。

毛澤東的立志求本、求真、求奇的特點，決定了他的立志具有無所學而學、無可模仿而“模仿”的性質(zhì)。這種立志，具有開創(chuàng)和創(chuàng)新的成分和傾向。青年人談志向，往往喜歡談自己將來要當軍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而毛澤東卻有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遠大理想。1915年，在給好朋友蕭子升的信中，他提出要“為人之學”、“為國人之學”、“為世界人之學”。他也曾表示：“齏其躬而有益于國與群，仁人君子所欲為也。”隨著在湖南第一師范廣泛閱讀的同時，他的志向進一步確立和成熟。1917年8月，他在致友人信中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鵠也”，要“謀人類全體的幸�！�，實現(xiàn)“世界大同”。斯諾曾這樣記述這時的毛澤東：“在當時他們這個年齡的男青年，議論女人的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他和同伴們不但不這樣做，而且連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絕談論。他和朋友們只樂于談論大事——人的性質(zhì)，人類社會的性質(zhì)，中國的性質(zhì)，世界，宇宙！這種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的大志，始終激勵著毛澤東去拼搏，去奮斗，去干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yè)�！�

那么，如何實現(xiàn)“世界大同”呢，他認為應先從改造中國做起。在他看來，我們生在中國，做改造中國的事比較便利，且中國“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比世界更加幼稚和腐敗，故應先從改造中國著手。但是，由于中國“社會之組織極復雜，而又有數(shù)千年之歷史，民智污塞，開通為難”，因此要改造中國，首要的任務就是從改造中國人的思想入手，只有這樣才能“變化民質(zhì)”，“塑造新民”。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實現(xiàn)“世界大同”這一崇高理想。

大地在呻吟，時代在召喚。近代的中國是多災多難的，帝國主義列強以其不可遏制的侵略本性，如惡魔般地紛至沓來，并和中國落后的、腐敗的封建主義結合，造就了中國社會中的畸形兒——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使好端端的中國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國破了，家亡了，內(nèi)憂外患的祖國，饑寒交迫的人民，一些關心民族生死存亡的仁人志士開始思考這個天大的問題，救國救民的出路在哪里？這使毛澤東的心靈受到強烈震撼。正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責任感和“以天下為己任”的遠大志向，促使毛澤東如饑似渴地廣泛閱讀，接觸了解各種思想學說主義，為的是盡快找到一條救國救民之路。在探索真理的過程中，求本、求真、求奇。他也在不斷地否定“舊我”，不斷在實踐中修正著自己的認識，舊式的愛國理想被改造舊社會、建立新中國的革命愛國主義所取代。新的愛國理想成為他選擇、比較、甄別各種理論的試金石，使他毫不猶豫地拋棄了改良主義、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大丈夫要為天下奇”，堅定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堅信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從此，他義無反顧地朝著這個目標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