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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末清初，廈門島上就已經出現了娼妓，但多以私娼、暗娼為主。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廈門近代化城市的興起，娼妓業(yè)也迅速得到了發(fā)展。據《警政年刊》統計，1930年廈門已有職業(yè)妓女845人。

娼妓的公開化、合法化，當然是以負擔當地政府高昂的“花捐”為代價，據史料記載，廈門島上的“花捐”之高且名目繁多為整個福建之首。為此，1930年3月15日，廈門妓女為反對“職工教育附加捐”，名妓花女慧、花寶玉、花嫦娥等率領200余名妓女，在晨光路集隊，欲往國民黨思明縣政府、思明縣婦女協會請愿。但當隊伍剛一踏上行程，即為武裝軍警所阻攔，軍方只準許指派5名代表前去請愿。經再三交涉后，縣長楊廷樞被迫答應取消該項捐稅。

據《廈門指南》記載，20世紀30年代，福建全省比較繁華的地方，就要算是廈門海島了。廈門島之所以稱得上繁榮，是因為島上以女色為號召，營造出一個以妓院、舞場、咖啡廳為主導的“神秘之島”。當年廈門的妓院大致可分為堂子、臺妓、土妓、野雞店、私娼、走娼、打炮婦等七類。

堂子，又稱清唱堂，即書寓。這種娼寮多達十余家，最著名的有云卿堂、芳亮堂、碧紅堂、和鳳堂、鴛鴦堂、雙桃堂等六家。盡管這里的姑娘都屬上等妓女，過著外人看來極其奢華的生活，但她們也是失去了人身自由的人，其命運完全掌握在老鴇手中。

臺妓，是由臺灣或日本浪人組設的妓院，名曰“料理屋組合”，當地的土語叫作“高旦”，等級要比清唱堂略遜一籌，定價自然也要便宜些，因此，高旦的生意更為興隆。這些妓院多分布在柴橋內、涂崎、待人巷、浸水埠、大井腳一帶。日臺浪人柯闊嘴開設的四花樓名氣最大、生意最隆。

土娼的妓女以本地人居多，兼有閩南各縣婦女。娼寮多設在九條巷、河仔墘、箭道等處，計有60余家，人數約300人。

野雞店多為上海人開設，以“閣”與“院”為名，以“亭”命名的則為閩籍人所開。每家野雞店妓女從五六人至十余人不等，總數約有350人，其中滬籍妓女占十分之六，閩籍妓女占十分之三，粵籍妓女占十分之一。

私娼，也稱暗娼，是不列入官方登記冊的妓院，妓女多為本地人，也有墮落的女學生。為了逃避警察局登記，不納花捐，她們的穿著、裝飾與普通婦女無異。此類娼妓約有80余家，人數在500人以上。

走娼即歌女，以賣唱為職業(yè)兼操賣淫事業(yè)，大半為江西人，少部為江蘇、浙江人，人數約有500人左右。多聚集在水仙官、賣圭巷、開元路、思明路等一帶。此后，隨著咖啡廳、酒吧的興起，女招待也成了廈門島上的一大特色。更因為島上的花捐極高，往往營業(yè)不佳的妓女多轉業(yè)成為女招待，但她們在招待顧客，推銷咖啡、洋酒的同時也在推銷著自己，她們經常與顧客眉目傳情、語言調逗，雙方談妥后再進行皮肉交易。沒有了過苛的捐稅，與她們春風一度的所費也就相對低廉些，因此，深得一般紈绔少年喜愛。為此，島上的女招待比比皆是。當地把這種暗娼稱為“走娼”，大概是因為她們的生意好，流動性強的原因吧。

打炮婦是廈門島上最底層的娼妓，多系生活無依靠的貧婦。她們年紀以30歲以上者居多，四五十歲的亦常見之。若20歲左右，則多系帶病或丑陋不堪者。地點在破宮后、白厝墓等處，約有七八家，人數達30余人。她們賣淫場所簡陋，嫖資低廉，只需若干個銅子。

妓院之外，廈門島上還有一些舞場，最著名的當屬黑貓和蝴蝶這兩家最大的舞場。舞女大多來自上海，最紅的舞女每晚的營業(yè)收入要在三百元左右，而一些常坐冷板凳、吃湯團的舞女為了生存多暗操賣肉副業(yè)。

1938年5月廈門淪陷后，閩籍、滬籍等的妓院大為減少，而日本浪人開設的妓院卻鼎盛一時，在鷺江道一帶就有20余家。號稱“御料理”名義的餐館，實際上是日軍尋歡作樂的場所。梅乃家是一家高級“御料理”，專供日寇高級官員享樂，一般士兵不得染指�！安ㄖ箞觥笔侨占�朝鮮人經營的低級“御料理”，專門接待日寇士兵。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在國民黨政府“禁止娼妓”的訓令下，廈門的娼妓業(yè)雖有所減少，但仍相當盛行。據警察局統計，1947年4月全市妓院計為70家，妓女800余人。娼寮主要分布在晨光路、大生里、妙香路、南田巷、臺光街、普佑街、福河街、周厝巷等一帶。

廈門解放后，為了保障人民身體健康，新政權徹底摧毀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野蠻娼妓制度和社會丑惡現象，對婦女進行解救，解決長期以來存在的嚴重治安問題和社會問題，查封妓院，收容妓女，送往“婦女生產教養(yǎng)所”。人民政府幫助她們安置就業(yè)，或從事勞動生產，解決生活出路，使其各有所長，各有所得，妓女從此獲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