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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暗黑”一詞，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西方中世紀(jì)史上的“黑暗世紀(jì)”（dark ages）。那么，中國史上到底有沒有類似的時代呢？

中國婦孺皆知的《三國演義》，在日、韓等東亞諸國也都擁有大量的讀者群。這部小說以史書《三國志》為基盤，講述開始于東漢末年的亂世紛爭。東漢末年伊始，中國陷入了長達(dá)約400年的四分五裂之命運，這種命運也波及中世東亞的其他國家與民族，如朝鮮半島的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鼎立等，姑且將這一時段稱之為“暗黑時代”。而再度將中國置于統(tǒng)一時代的隋唐世界帝國，其間統(tǒng)一的過程，是由怎樣的方式與怎樣的理念構(gòu)成的呢？

眾所周知，三國歸于晉，這個晉指西晉（265—316），可惜它統(tǒng)一中國的時間勉強約20年，用20除以400，得5％，可見西晉統(tǒng)一時間之短暫。伴隨著西晉皇室內(nèi)部的亂斗—“八王之亂”，入居長城以南的匈奴人（南匈奴），得到了復(fù)興的機會。304年，原本隸屬成都王司馬穎麾下的南匈奴首領(lǐng)劉淵，拉開了“五胡十六國”獨立的序幕，在左國城（今山西省離石縣東北）舉兵反晉。這時，南匈奴人響亮的口號是：

晉為無道，奴隸御我……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于我。單于積德在躬，為晉人所服，方當(dāng)興我邦族，復(fù)呼韓邪之業(yè)。

漢代重新一統(tǒng)漠北草原的呼韓邪單于，是匈奴人心目中的英雄。然而，傳統(tǒng)的漢族史學(xué)家，都把這一時代稱之為“五胡亂華”。民族融合的最初階段總是伴隨著血雨腥風(fēng)，但回顧歷史，可在此下一斷語：倘若沒有五胡之“亂”，也就沒有大唐之“盛”。

曾經(jīng)有人反過來戲稱這一時代是“華亂五胡”，這乃是從五胡（匈奴、鮮卑、氐、羯、羌）消亡的視角出發(fā)，也略有些過火了，不妨稱之為“五胡興華”比較好。不過，這一“興”，并非一帆風(fēng)順，其中之曲折與辛酸，即便經(jīng)歷了1600多年后，讀之依舊無比沉重。

南匈奴族人共五部，他們起兵時，部族戰(zhàn)士不過十余萬，但其以摧枯拉朽之勢，攻破了西晉的長安、洛陽。文學(xué)史、文化史上提到的“青衣行酒”，就是指國滅后，西晉的懷帝、愍帝，被南匈奴人俘虜至其根據(jù)地平陽（今山西省臨汾市），匈奴族第二任皇帝劉聰，命令晉懷帝、愍帝穿奴仆之青色衣服，為宴會行酒。這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事情。《說岳全傳》講到北宋徽宗、欽宗被金人俘北而去，總令讀者非常懊惱與憤慨，期待英雄岳飛快快登場。若人知五胡十六國事，必會明白類似的事件，原來早在800年前就存在了。

清末康有為《大同書·甲部》專言“帝王之苦”時說：“甚或青衣行酒，凄涼五國之城�！闭f的就是此事。可惜，兩晉之際沒有岳飛。西晉的劉琨、祖逖之輩雖有破虜、北伐之心，但無破虜、北伐之力。

西晉滅亡后，一部分皇室和高門貴族流寓到江南，建立了東晉。他們對于中原故地采取了一種放棄姿態(tài)，任由五胡種族輪番占據(jù)。于是，中國華北陷入一片大混亂之中。如果把視野拉到同時的歐洲史，正好是羅馬帝國末期，歐洲也面臨著北方蠻族的入侵，日耳曼民族大舉南下，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的情景，很像4世紀(jì)的中國華北。羅馬時代史學(xué)家塔西佗（Tacitus）著有De Germania一書，是現(xiàn)存最早一本記載古代日耳曼民族的文獻。經(jīng)學(xué)名家馬宗霍之子馬雍先生，在20世紀(jì)50年代把它譯成中文，為《日耳曼尼亞志》，可謂是一部歐洲的“五胡生活史”。

匈奴劉氏首先建立的是漢政權(quán)，實際延續(xù)不過兩代。雖然匈奴人也建立了中原式的朝廷，但權(quán)力的傳承依舊是北亞草原式的強有力者為王。漢政權(quán)毀于內(nèi)亂之后，北中國境內(nèi)相繼崛起的是南匈奴劉曜之前趙（304—329）與羯人石勒之后趙（319—351）。合稱“二趙”。

這兩位開國皇帝，都可謂是豪杰式的胡族壯士。

傳說劉曜身長九尺三寸，生而白眉，須髯長五尺，是一個典型中古時期的“美髯公”，能張弓射穿一寸厚的鐵盾。他年輕時在洛陽犯事當(dāng)誅，于是逃亡至朝鮮，遇大赦方重返中原。五胡時代的重要人物，或多或少與東亞世界有些許聯(lián)系，于此也可見一斑。

日后劉曜攻下洛陽，將西晉羊皇后拉上自己的臥榻，并且問她：“吾何如司馬家兒？”羊皇后的回答，可以羞殺西晉所有的皇室與清談士大夫：“妾生于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此后羊氏大得寵幸，并為劉曜生了三子。羊獻容，這一個中國史上唯一一個侍奉過兩個朝代帝王的“皇后”級女子，招來了很大的罵名：淫蕩、無恥……錢穆先生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寫下的名著《國史大綱》，對此女此舉大罵：“無廉恥氣節(jié)！”其實，如果聯(lián)系到匈奴人的婚嫁習(xí)俗，這種“重婚”現(xiàn)象就很容易解釋。今天的讀者，似乎沒有必要對一個柔弱的女子再大肆攻擊了。退一萬步說，國家上下腐朽之際，若以女人做替罪羊，似乎也不是理由吧？

劉曜在攻打西晉長安時，西晉大將索偷偷遣兒子出城，謂劉曜曰：“倘若許以重賞厚爵，我即獻城來降�！眲㈥着�，斬其子首，并遣人送回其子首級，說：“帝王的軍隊，以仁義行于天下。我?guī)П�十五年，從來沒有用如此詭計。一定是打到敵人無絲毫還手之力，方才算贏。索說出這樣的話，是惡毒之極！若尚有糧草，叫他努力和我打；若兵、糧皆不足抵抗，就當(dāng)早早投降，何待兵臨城下？”一席話讓長安漢族將士喪膽，隨即晉愍帝就肉袒乘羊車出降了。

但是，這個最早建立政權(quán)的南匈奴國家，卻并不想回到徹底的塞外草原帝國，而是徘徊于“胡漢之間”。這種徘徊沒有出路的感覺，可以說一直延續(xù)到大唐帝國。在唐之前的五胡十六國及北朝，都為這種調(diào)和胡漢、建立新世界帝國的憧憬做出了努力。然而這種努力，呈現(xiàn)出來的卻是如海浪般一進一退的艱難的摸索歷程。

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趙，疆域超過了漢、前趙，涵蓋了今天的山西、河北大部分地區(qū)，可謂在前秦帝國之前，胡族政權(quán)所能達(dá)到的最大實際控制版圖。有一次在酒宴上，石勒問臣下，自己好比古代哪位君王（這是歷代皇帝最喜歡問的問題之一），有諂媚者獻言道：“您超過了漢高祖劉邦、魏武帝曹操，可比上古的軒轅皇帝�。　笔�勒的回答，堪稱酣暢淋漓：

若逢高皇，當(dāng)北面而事之，然猶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dāng)并驅(qū)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丈夫行事當(dāng)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dá)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朕在二劉之間，軒轅豈所擬乎！

“二劉”就是西漢的漢高祖和東漢的光武帝。這不是簡簡單單一句羯人之傲語，而是中古中國吹進的一股新風(fēng)。渾厚的大唐帝國可以回溯到這股五胡入華最初的豪情呢！

石勒之后，進入了“大趙天王”石虎時代（稱“天王”是五胡十六國政權(quán)一個共同的特征，這個低于“皇帝”，但極其微妙的胡族稱號，一直到了北朝依舊被使用），其兇殘暴虐之程度，大概可以成為五胡君王中的第一名。這位“野蠻人”君王，絲毫沒有把人民的疲敝考慮在內(nèi)。石氏一門皆如此，石虎之子石邃也是荒淫無度，將宮人有姿色者，“斬首洗血，置于盤上，傳共視之”。這種變態(tài)的心理，會不會令人聯(lián)想到田漢翻譯的王爾德（Oscar Wilde）在1891年寫的獨幕劇《莎樂美》？

此外，石虎幾乎年年月月都對外用兵。就在石虎窮兵黷武的同時，東北方面興起了鮮卑族慕容氏的強大勢力。

胡漢的關(guān)系，在石虎去世之后到達(dá)最惡劣之程度。石虎的養(yǎng)子，猛將石閔（本是漢族人，姓冉）掌握了部分軍權(quán)，建立了大魏（350—352，又稱冉魏）政權(quán)，開始了大逆反般的種族屠殺，號召漢人將都城的羯人全部殺死，甚至一些高鼻卷發(fā)的漢人也死于斯役。漢族與非漢族之間的斗爭，被極度尖銳化了。

政治上的斗爭激烈不能阻止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上的融合。今天女士喜歡的美容食品—黃瓜，它的定名就在后趙石氏時代（美國學(xué)者勞費爾懷疑石虎時代是否有黃瓜，然無證據(jù)），雖然第一次提到它的種植法，是在6世紀(jì)初的《齊民要術(shù)》中。這種植物原本來自西域，初名叫“胡瓜”，結(jié)果在后趙時代，“胡”的地位高于“漢”，而且由于書面語和口語都忌諱說“胡”字，故改名“黃瓜”了。

然而，羯人石氏沒有預(yù)料到的是，由于石虎的“虎”字，犯了唐太祖李虎的帝諱，所以反而在唐代被稱為“石季龍”。季龍，是石虎的字。這些避諱的回環(huán)往復(fù)之間，也頗有意思。

劉曜、石勒所代表的五胡種族，雖然用兵、破城極其殘酷，但相較于西晉貴族間那種無法治愈的腫瘤病一般的混沌、陰霾，以及那看似高級文明的漢族士大夫之間的陰險奸計，“二趙”無疑讓人看到了一絲新時代的曙光，但這一絲微弱的光線，剛產(chǎn)生又隨即消亡于無形之中。時代的暗黑依舊籠罩著北中國的大地。

構(gòu)建大唐帝國的諸多源頭中重要的一條，正是那孕育于304年，匈奴族人在山西舉兵獨立所拉開的“五胡十六國”。雖然，假設(shè)以一個唐朝人的視角回顧，這仍然是一個暗黑時代，但是這種暗黑，不正是黎明前所必須經(jīng)歷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