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套叢書的組織、撰寫和出版至今，已經(jīng)悠悠20年過去。對于一個普通的學者來說，20年差不多是其學術生命的一半。本叢書的作者或從青年進入中年，或已自工作崗位上退休多日，回看這套書，眼前已不僅是由一個個歷史人物編織成的歷史畫卷，還有各自20年學術生涯的風雨如磐。
當年組織這套叢書的初衷，是希望專業(yè)的歷史學者用比較通俗的形式，給讀者奉獻一套比較生動可讀的歷史讀物，既不失學術性和思想性，也充滿趣味性，使社會大眾更喜歡歷史，更理解歷史。這些想法的詳細表述仍可參見原書總序，茲不贅述。
由于各種原因，雖經(jīng)作者和出版社的努力，這套叢書在當年并沒有引起太大反響，這讓我想起我多年前在《光明日報》上一篇小文中的話：
我們指出了史學價值或功能之實現(xiàn)，不僅依賴于史學及史學工作者自身的改造，也有賴于受眾自身的改造。但這并不是說，史學只能消極地等待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說，要想成功地實現(xiàn)史學的價值，必須依賴全社會的努力。［1］
當時的情況是，在改革開放進行到第十個年頭的時候，商品大潮涌起，傳統(tǒng)基礎學科不為人所重，歷史讀物無人問津，業(yè)內(nèi)對“史學危機”議論頻頻。我當時以為，除了歷史學者自身的問題外，當時的社會氛圍也不可能形成對歷史作品的關注。
時至今日，情況已然大變，社會對歷史題材的興趣變得濃厚了許多，央視《百家講壇》講秦漢，講唐宋，講明清，一時間吸引了許多普通觀眾的眼球。一些對歷史感興趣的作者撰寫的通俗讀物（如《明朝那些事兒》等），也頗受市場歡迎。這固然有傳播方式已突破了傳統(tǒng)的紙媒、變得多樣化的緣故，與學者放下身段，采用類似“說書”的方式有關，也與受眾的水平和眼界提高不無關系。
眾所周知，目前國內(nèi)旅游業(yè)大盛，效益不知已比20年前翻了幾番，但游客無論去國內(nèi)旅游還是到國外觀光，除了自然風光外，最多的就是歷史遺跡，大家耳濡目染，慢慢地就對歷史多了幾分興趣。過去人們到北京旅游，“白天看廟，晚上睡覺”，意思是那時旅游只有看故宮、天壇、雍和宮這些“寺廟”，晚上又沒有什么夜生活，十分枯燥。待人們對歷史有了幾分興趣，有了幾分知識，再去看就沒那么枯燥了，就是所謂“外行看熱鬧，內(nèi)行看門道”。
這樣看來，我在20多年前的想法還是無誤的。普通受眾中的內(nèi)行越來越多，這是歷史學者樂于看到的。
2006年前后，由于社會上對通俗講史與寫史現(xiàn)象議論紛紛，褒貶不一，一些媒體希望我談談自己的看法，多次婉拒之后，終于將一次座談會上的發(fā)言整理成文，發(fā)表在刊物上。我在該文中指出，通俗講史與寫史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與專業(yè)的講史和寫史具有不盡相同的取向，表達的是不同的歷史觀，所以這個傳統(tǒng)是非常重要的：
作為歷史學家，我們的目標是真正認識這個時代，我們不能總是用本專業(yè)的某些優(yōu)長，去評價別人的短處。我們需要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說得中肯一點，這才是我們史學家的本事。否則我們研究歷史會變得尋章摘句，而不是對歷史有宏觀的思考和把握。這不是一個達到很高水準的表現(xiàn)。
作為歷史學家，我們面對這種現(xiàn)象應該很平淡，不應該讓社會感覺到我們很焦躁不安。我們不能自己放棄了這個普及歷史知識的責任，卻在不斷地指責他人；我們需要做的，是對古今中外通俗講史的情況認真做點研究。［2］
又是6年過去，我自己沒有對通俗講史的傳統(tǒng)做出任何研究，也沒有再寫什么通俗的歷史讀物，但我并沒有停止相關的探索。我發(fā)現(xiàn)，一些影視工作者開始對歷史題材感興趣，但是，由于沒有有能力的專業(yè)人士介入，他們只好親自操刀處理這些極為復雜的題材。他們往往查閱了許多論著，也咨詢了相關專家學者，但由于不具備專業(yè)素養(yǎng)，使他們無法分辨孰優(yōu)孰劣，無法超脫舊觀念的窠臼。比如，電視片《圓明園》以郎世寧及其作品為主線，展現(xiàn)圓明園這個“萬園之園”的盛衰，播出后頗受好評，但是，它仍然講述了一個大清王朝在乾隆時期達到極盛，而到晚清則以“火燒圓明園”為標志，在列強擠壓下走向末路的傳統(tǒng)故事�？梢哉f，只要讀過中學的歷史，對這一歷史敘事都會耳熟能詳。影片給觀眾留下的，只是新技術手段造就的瑰麗畫面，卻缺少打動人心的思想。
我們這套書出版后，《博覽群書》的李焱為此專門組織了一次小規(guī)模的討論，后來以《歷史學術如何走向大眾》為題在該刊上登出。在討論中，作者王和曾提到他當時看到一則報道，是陳凱歌的《刺秦》上映后，一些影視專家批評該電影過于沉悶，陳凱歌辯解說，他就是想通過這個故事來表現(xiàn)那個時代的人們的精神。王和認為，陳凱歌未必知道秦的時代精神是什么。我相信王和的判斷是對的，陳凱歌力圖表現(xiàn)的，至多也只是他自己理解的秦的精神，并不是根據(jù)史實總結出來的。
我們當然不能苛責這些影視工作者，我們甚至應該感謝他們，用普通人喜聞樂見的方式傳播歷史知識，盡管并不盡如人意；我們必須審視自身，為什么多年來的歷史教育只朝向一個歸宿，即培養(yǎng)歷史學家？為什么少有能夠用學術語言以外的語言（如文學語言、影視語言，甚至音樂語言）傳遞最新的歷史內(nèi)容與思想的人才？經(jīng)過嚴格學科訓練的高學位畢業(yè)生為什么只能擠向高等院校和研究所這條獨木橋？20年前我呼吁全社會文化素質的提高，有助于史學價值的實現(xiàn)；20年后全社會文化素質的確提高了，就要求我們這些人不斷拿出無論形式還是內(nèi)容上的精品，否則又怎能抱怨熒屏上清宮戲的泛濫或者對歷史的戲說？
我并不奢望寫作于20年前的這套老書正是這樣一套精品。在上述《博覽群書》的討論中，我在介紹了各書內(nèi)容之后，多少還是表達了一些遺憾。這畢竟是多人合作的結果，各自的文風和對主旨的理解多少會有差異，因此不可能要求整齊劃一。但是，這畢竟反映了我們當時所做的努力。這次再版，本應做一些大的調(diào)整，向我們希冀的目標更近一步，但大多只做了微調(diào)。作者黃燕生說，當他重看自己的書稿時，覺得現(xiàn)在已經(jīng)寫不出當年那樣的文字了。更多的作者，或因退休多年，或因身居領導崗位，或因教學科研任務比以前更為繁重，都只是稍做文字上的修訂。我期望，在今天的讀者看來，這套老書并未落伍。
我要感謝安徽出版集團旗下的時代華文書局，特別是編輯陳麗杰女士的不懈努力，使這套書得以再版。對于這套書，近五年中有幾家出版社都來接觸過，但都無疾而終，因為小陳的堅持，使此書的再版最終落實。安徽出版界有我許多老朋友、老學生，現(xiàn)在都是那里的元老或中堅。我們的書花落此家，又為我們的舊誼增加了新的緣分。
這套書的再版也讓我想到許多舊事：為本書的初版做過許多工作的潘平和林棟已經(jīng)多年未通音訊了，陳琳國、房德鄰、沈長云諸學長也難得一見，葛承雍、王崗、黃燕生、彭衛(wèi)均有職在身，諸務繁雜，林乾略年輕，正是工作繁重的時候，王和一貫自由散漫，倒是可以偶爾相聚，不過與當年經(jīng)常在一起“吹水”是不能相比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感。在那個時代，做書似乎是一種理想的實現(xiàn)，也因此結識了許多好友。上世紀80年代中，華夏出版社的《20世紀文庫》便是其中的一例，拉我參與的于沛兄一直是多年好友，最近也相見甚稀，至于主其事的鄧正來更是英年早逝，天人永隔了！
也許本書再版問世時，是我們這些老友重聚的珍貴機會，這也許和書的出版同樣重要吧。
京公網(wǎng)安備110102020075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