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大草原上的蒙古民族，直到12世紀前后，仍然處于一種較為原始的社會狀態(tài)之中。即使到了成吉思汗崛起的13世紀之初，蒙古民族也還沒有完全從原始的狀態(tài)中解脫出來。對于他們而言，祖先流傳下來的許多傳說，仍然記憶猶新。特別是關于那個金甲神祇的傳說，具有更加特殊的意義。
人們的愿望，特別是某些強烈的愿望，總要通過種種方式表達出來。而世代相沿的傳說，正是表達一個民族強烈愿望的重要方式之一。據(jù)傳，就在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先孛端叉兒時，有一金色神人降臨，孛端叉兒由此而生［1］。這個神人究竟象征著什么？當時人的解釋，是有大貴者將要產(chǎn)生。而這個“大貴者”又意味著什么呢？
只要對當時的社會狀況略加了解，答案并不難尋找。是時，蒙古大草原上，各部落之間正處于一種敵對、混戰(zhàn)的狀態(tài)之中。漠南的金王朝，利用這種部落間的混戰(zhàn)而坐收漁利。由于分裂和由此產(chǎn)生的內(nèi)耗，使得女真統(tǒng)治者不僅能夠強迫這些游牧部落定期向其進貢各種財物、牲畜等，而且時時出兵草原，大肆搶掠，即使年幼的兒童，也不能免于劫難［2］。
對于金王朝用強大武力作為后盾所施行的種種暴行，蒙古民族恨之入骨。但是，一個處于分裂之中的民族，本身尚且自相殘殺，又怎能抵抗外敵的侵擾呢？只有出現(xiàn)一個“大貴者”，來統(tǒng)一分裂的各部落，才能共同抗擊外敵的暴行。這個極為簡單，又很正當?shù)脑竿螘r才能實現(xiàn)呢？又由誰來充任這個“大貴者”的角色呢？
自從這個夢中的金甲神祇降臨以后，又經(jīng)過了十代人的生息，在漫長的混戰(zhàn)之中，蒙古民族的各個小部落開始被不斷兼并，而一個個更大的部落聯(lián)盟，就在這種“內(nèi)耗”中產(chǎn)生出來。到了12世紀中葉，草原上已經(jīng)形成若干個勢力基本平衡的強大部落聯(lián)盟。即蒙古部、塔塔兒部、乃蠻部、克烈部、篾兒乞部及汪古部等聯(lián)盟。
這些聯(lián)盟的首領，都有著不約而同的愿望，那就是做一個“大貴者”——眾汗之汗。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jīng)具備了爭奪大汗之位的實力，如草原西部的盟主，乃蠻部首領太陽汗，草原中部強盛的克烈部首領王罕等。還出現(xiàn)了一批卓越的政治、軍事人才，如塔塔兒部的兀剌黑，札只剌部的札木合，乞顏部的薛扯別乞等［3］。
這些草原上的梟雄們，在兼并戰(zhàn)爭中都表現(xiàn)出了超群的才干，然而，同時也或多或少地暴露出自身的缺點。如果說要想做一個割據(jù)一方的盟主，這些缺點還可以容忍的話，那么要想做整個草原的霸主，這些缺點就將成為致命的要害了。
札只剌部的首領札木合，這個成吉思汗的結拜兄弟，以富于心計和才干而著稱。但是，他的殘暴個性，甚至使他的朋友都為之膽寒。雖然幾次被推舉為眾多部落的總首領，最后也還是落得一個眾叛親離的下場。而且他的種種口是心非的做法，隨著時間的推移，受到更多人們的鄙視，也對他的威望損害極大。
克烈部的首領王罕，曾經(jīng)與成吉思汗結成聯(lián)盟，戰(zhàn)勝了許多敵手，使自己的威望不斷提高。但是，他缺乏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明斷，遇到重大事情，需要立刻作出決斷時，卻又總是猶豫不決。這不禁使人想起東漢末年的袁紹，其力量之雄厚，足以擊敗各路豪杰，稱霸中原，卻由于優(yōu)柔寡斷，而最后敗在了曹操的手下。王罕的命運也是如此。
作為草原西部盟主的太陽汗，實力亦足以爭奪眾汗之汗的大位，卻又生性狂傲，胸無大志，貪戀酒色。且兄弟不和，互相牽制，也使之無暇東向爭霸。
然而，當時的草原，正是一個“亂世出英雄”的時代，那個夢中的金色神人變成現(xiàn)實的時代。而這個應運而生的大貴者，乃是成吉思汗。“只有這個鐵木真（即成吉思汗），具有稱王稱霸的相貌、氣派和魄力。他毫無疑問，定能成就霸業(yè)。”［5］歷史的發(fā)展也證明了這一點。
初起之時的成吉思汗還很弱小，不得不借助王罕及札木合的力量以打擊敵手。并且，幾經(jīng)沉重失敗的考驗［6］。但是，他卻越挫越勇，將一個個爭奪眾汗之汗大位的有力競爭者消滅掉，終于實現(xiàn)了做一個“大貴者”的夙愿。
公元1206年春天的斡難河畔，草原上的群雄都聚集到這里，召開一個最大的“忽里臺”，來確定眾汗之汗的人選。成吉思汗，依靠卓越的軍事才能，超凡的政治手腕，令這些桀驁不馴的梟雄們俯首稱臣，終于登上了大汗之位，實現(xiàn)了蒙古先民世代夢寐以求的愿望。
當象征著統(tǒng)一的、強大的蒙古帝國產(chǎn)生的標志——九旄大白旗高高飄揚起來的時候，一個新的時代隨之到來了。部眾的歡呼聲，仿佛使如此遼闊的大草原也隨之而震蕩，數(shù)百年來，中原王朝（包括金王朝，甚至此前的遼王朝）依靠武力而強加給游牧部落的屈辱和劫難，將從此一掃而光。
地球雖然不會倒轉(zhuǎn)，人們的位置卻在不斷發(fā)生變更，有些人由腰纏萬貫變得一無所有；也有些人，則從默默無聞，變得名聲顯赫。鐵木真，這個在草原上不太顯眼的小人物，轉(zhuǎn)瞬之間，就變成了整個大草原的主宰者，這從他的尊號“成吉思汗”一詞的含義，即可看出［6］。但是，又是誰將這一尊號賜給他的呢？
當整個蒙古民族都拜倒在成吉思汗這個英雄的腳下之時，居然有人敢于以居高臨下的氣勢與之對抗。他，就是假借薩滿天神的旨意而賜給成吉思汗尊號的大巫師闊闊出。當然，他也有一個尊號，那就是“帖卜•騰格里”［7］。
因為蒙古民族對“薩滿”天神的無限崇拜，因為在“忽里臺”大會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使得闊闊出飄飄然起來。他似乎已經(jīng)忘記當眾曾對成吉思汗發(fā)布的宣言：“神命你為普世的君主！”［8］卻想違背天意，自己取而代之，變成普世君主。至少，是想成為凌駕于大汗之上的太上皇。
在剛剛誕生不久的、統(tǒng)一的蒙古帝國里，又出現(xiàn)了新的分裂危險，那就是君權與神權之間的沖突。到底是手中握有君權的成吉思汗，還是手中掌有神權的帖卜•騰格里誰更強大呢？蒙古部眾是迷惑不解的。成吉思汗的統(tǒng)治才干固然讓人心服口服，但是，他如果要和威力無窮的薩滿天神較量，結果又會怎樣呢？不僅民眾，就連成吉思汗自己也無法預料。于是，在沖突面前，他采取了忍讓的態(tài)度。
與此相反，闊闊出則好像絲毫也沒有把成吉思汗的權勢放在眼里，他變得更加肆無忌憚，干預蒙古帝國的各種事務，甚至欺辱到成吉思汗兄弟的頭上。一次，他當眾痛毆成吉思汗的兄弟拙赤哈撒兒，這個身懷神力、令敵人聞風喪膽的勇士，竟然不敢還手。這還不算，闊闊出又假借天神的預言，誣陷拙赤哈撒兒有接掌國政的逆謀，遂成吉思汗兄弟之間的長期不和［9］。
不久，闊闊出得寸進尺，又誘使成吉思汗幼弟帖木格的部眾轉(zhuǎn)而投靠到自己的麾下。當帖木格派遣侍從去追回那些部眾時，竟遭到闊闊出的痛打和羞辱。隨后，帖木格自己親身前往，不僅沒能要回部眾，也同樣遭到了羞辱。這一切，自然都是成吉思汗對“神權”一再忍讓的結果。
當拙赤哈撤兒向他哭訴所受到的羞辱時，成吉思汗沒有動心。當帖木格再次向他哭訴不幸的遭遇時，他仍然保持著沉默。但是，當他明智的妻子孛兒帖向他發(fā)出忠告以后［10］，他終于拿出了決斷。就在闊闊出前來謁見之時，迅速將其處死。事后，又向部眾宣告，這一舉措乃是上天的旨意。并重新選定了一位薩滿巫師，以取代闊闊出的地位。
一場君權與神權之間的爭斗，就這樣結束了。當然，掌有神權的闊闊出雖然被處死，但是薩滿教神靈的威力并沒有消失，只不過新選定的薩滿巫師已經(jīng)懂得，唯有服從君權，乃是安全可靠的辦法。而成吉思汗對于薩滿天神所表現(xiàn)出來的尊敬，絲毫沒有減少。他非常清楚，正是通過“天神”的昭示，他才獲得“成吉思汗”的尊號。而且，在許多情況下，薩滿巫師能夠起到他所無法起到的作用。
新崛起的蒙古帝國，疆域已經(jīng)極其遼闊，從東到西綿延數(shù)萬里；軍力也十分雄厚，鐵騎十余萬，所向披靡。然而，它的社會結構，仍然沒有完全脫離原始的狀態(tài)。
從政治方面來看，帝國既無健全的官僚行政機構，也無完善的法律制度。原始的、軍政合一的萬戶、千戶、百戶組織，仍然是帝國最基本的政治結構。
從經(jīng)濟方面來看，帝國也沒有建立一整套完備的稅收體制。成吉思汗用于皇室消費及犒勞部下的財物，主要是依靠對外的掠奪。與此同時，游牧經(jīng)濟并沒有獲得明顯的發(fā)展，故而也就不可能給帝國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財富。
從文化方面來看，帝國的文化發(fā)展程度，更是遠遠落后于與之相鄰的其他國家，如南面的金王朝、西面的花剌子模國，乃至西南的西夏、吐蕃等等。它的主要宗教——薩滿教，也十分原始。就連它所行用的文字，也主要是借用西鄰畏兀兒族的文字。
即使如此，它卻仍在不斷地向外擴張，日益強盛，在近于原始的、落后的社會結構中，卻產(chǎn)生出了如此強大的社會能量，以至于令那些文化發(fā)展程度更為發(fā)達的鄰國，居然無法抗拒它的進攻。對于這種現(xiàn)象，又應該怎樣予以解釋呢？
首先應該肯定的是，這并非一種偶然的歷史現(xiàn)象�；仡欀袊鴼v史發(fā)展的過程，這種游牧民族對農(nóng)耕民族的威脅，已經(jīng)存在了幾千年。而農(nóng)耕民族為進行防御，由此引發(fā)多次大規(guī)模的、長時期的戰(zhàn)爭。從齊桓公的北伐山戎，到秦朝蒙恬的出擊匈奴；從漢高祖的白登之圍，到霍去病的立碑穹廬。盡管農(nóng)耕民族竭力抵御，而游牧民族的南下趨勢，并沒有因此而受到遏制。文化落后的民族多次戰(zhàn)勝文化發(fā)達的民族，這種情況屢屢發(fā)生。
此后，從五胡進入中原，到拓跋氏建立北魏王朝；從唐代后期的“安史之亂”，到契丹、女真等少數(shù)民族的大舉入侵，建立遼、金二王朝，農(nóng)耕民族的抵御正在逐漸失去其效力。與此同時，進入中原的游牧民族，為了適應社會環(huán)境，也在不斷地“農(nóng)耕化”（這種現(xiàn)象，往往被人們稱為“漢化”），不久，卻又被新的游牧民族所侵擾，所擊敗。一幕幕歷史劇正在不斷重演，而游牧民族的勢力，也就在這不斷重復之中，而日益向南擴展。
不僅中國是如此，縱觀整個世界歷史的發(fā)展，野蠻落后的民族侵擾、攻滅文明發(fā)達的國家，其事件亦比比皆是。如因蠻族入侵，而導致的羅馬帝國的滅亡，就是明證。只是到了近代，這種情況才開始出現(xiàn)明顯的改變。陸續(xù)出現(xiàn)發(fā)達國家對落后國家的征服與掠奪，如歐洲列強對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等廣大地區(qū)施行的殖民政策即是。
當然，不論是野蠻民族對于文明民族的征服，還是發(fā)達國家對于落后國家的侵略，都是建立在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基礎之上的。如果說，發(fā)達國家較之落后國家的軍事力量要強大得多，這不難理解。那么，野蠻民族對于文明民族而言，其軍事力量的對比，有時并不一定處于劣勢。
較為著名的事例，如宋太宗率領幾十萬大軍進攻遼南京（即今北京）的戰(zhàn)役，遼天祚帝率幾十萬大軍進攻反叛的女真族的護步答岡戰(zhàn)役等，就其力量對比而言，文明較為發(fā)達的一方，雖然占有絕對的優(yōu)勢，而爭斗的結果，勝利的天平卻又總是向蠻族一邊傾斜。
成吉思汗崛起之時的情景，也大致類似。就總體實力而言，雖然蒙古帝國的統(tǒng)一使其力量大增，但是，比起南面的金王朝，或是西面的花剌子模國來，也仍然處于劣勢。他卻能夠百戰(zhàn)百勝，攻無不克。
是因為有那個金色的“薩滿天神”在保佑著他嗎？絕對不是。是因為他深深精通于治理天下的“王霸之道”嗎？也不是。是因為他有著預知未來的超凡之術嗎？更不是。對于這個復雜而又奇怪的現(xiàn)象，究竟應該如何解釋呢？當然，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答案。
成吉思汗自己，就曾多次對人說過，他的成功，是得到“薩滿天神”的保佑［11］。當然，蒙古的薩滿巫師們也一致這樣認為，并加以鼓吹。他的這種解釋，當時的廣大蒙古部眾是信以為真的。甚至一些后世的著名學者，也這樣認為［12］。但是，今天的讀者，大概很少有人會相信這個解釋。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自從人類產(chǎn)生貧富分化以來，就存在著富人對窮人的掠奪。地主占有土地，剝削農(nóng)民的地租。商人倒賣貨物，并放債取息。王公貴族，則依恃政治特權，以國家的名義征收全體臣民的賦稅，等等。這種富人對窮人的掠奪，總是披著合法的外衣。
與此相反，也存在著窮人對富人的反掠奪。而這種掠奪，則是一種違背社會秩序的“不法”行為。在中國歷史上多次發(fā)生的農(nóng)民起義，就是這種反掠奪的重要表現(xiàn)。它必須通過暴力手段才得以實現(xiàn)。
成吉思汗的對外擴張掠奪，從形式上來講，其實也是一種窮人對富人的掠奪。在蒙古部眾眼里，成吉思汗是一個世襲的“貴族”。但是，若與金王朝的諸位皇帝和花剌子模國的國君們相比，他只不過是一個窮光蛋［13］。同時，又是一個統(tǒng)率著一大群窮光蛋的“強盜頭兒”。成吉思汗率領著他們東征西討，只不過是在進行一場窮人對富人的掠奪。
依此類推，所有蠻族對文明民族的侵掠，都可以從整體上看作是一場窮人對富人的掠奪，一場財產(chǎn)關系大轉(zhuǎn)換的殘酷游戲。自從人類社會產(chǎn)生剩余財物以來，也就同時帶來了搶奪財物的戰(zhàn)爭。如果說，富人對窮人的掠奪，大多是采用漸進的、合法化的方式而進行，那么，窮人對于富人的掠奪，則往往采用突進的、非法的方式。究竟是窮人對富人的掠奪更合理，還是富人對窮人的掠奪更合法呢？這事情看來很難說清楚。
多數(shù)人會認為，應當是窮人對富人的掠奪更合理。但是，如果這樣認定，那么，其結果又將如何呢？讓我們來看一下，一旦窮人的頭兒打倒了富人的頭兒，并且取而代之，他的這種掠奪還有什么合理性可言嗎？特別是當他依靠暴力，通過掠奪而占有大量財富，反過來又要保有這些財富，從而對以前的窮人和現(xiàn)在的窮人加以殘酷鎮(zhèn)壓的時候，他對以前富人的掠奪，其合理性又何在呢？
成吉思汗就是這樣一個窮人的頭兒。當他帶著部眾對富有的鄰國進行掠奪時，誰會承認他的掠奪是合理的呢？通過掠奪，并且是成功的掠奪，成吉思汗變成一個富人的頭兒。那些跟隨他轉(zhuǎn)戰(zhàn)南北的將士們，有一些人，也由窮人變成了富人。作為他們個人來說，“革命”已經(jīng)成功了。但是，整個社會的結構，并沒有因此而發(fā)生變化，生產(chǎn)力也沒有因此而獲得進步，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現(xiàn)了倒退。這種由窮人變富人的游戲，又能有什么價值可言呢？
金朝的帝王被打倒了，花剌子模國的國君也被打倒了，而換上來的，仍然是一副舊面孔。這種情景，在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政治動蕩中常常能夠見到。不禁使人想起元朝詩人所作的一首小令。其辭曰：“……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jīng)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14］既然如此，那么，當我們重新回顧帖卜•騰格里的那句宣言時，“神命你為普世的君主！”又有什么意義？
京公網(wǎng)安備110102020075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