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在初次率軍攻略中原大地之時，對于將來進占中原之后的統(tǒng)治方法，還沒有來得及加以思考。在他的腦子里，蒙古帝國的版圖，只是以大草原的面積為界線。對于漠南的金王朝，從政治上來講，是“世仇”的關系，他要報祖先世代受到欺壓凌辱的血海深仇，故而必欲滅之而后快。從經濟上來講，是“財物庫”的關系，他要從這里隨時不斷地掠走巨額財富。
在成吉思汗看來，他所需要用心加以統(tǒng)治的，只是草原上的部眾們。對于這些不斷游徙遷移的部眾而言，萬戶、千戶等簡單的組織機構，已經完全能夠起到管理作用。至于怎樣從中原民眾那里搜括財富，他并不關心。而對于如何去管理這些民眾，他也沒有采用新的方法。
在他看來，賜民與賜土同時進行的分封之制，就足以保證帝國的長治久安。中原民眾的身份，大概與草原上的牛羊沒有什么區(qū)別。只要賜給臣下，由臣下歲時進貢財物，這種草原上慣用的方法不被破壞，也就是“天下大治”了。至于他的蒙古部下怎樣去管理中原民眾，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了。
這時的蒙古帝國，其統(tǒng)治集團，基本上是由軍人組成的。成吉思汗的得力助手，有號稱“四駿”的木華黎、赤老溫等大帥，有號稱“四狗”的哲別、速不臺等武將［19］，其地位，相當于三國時期蜀主劉備手下的關、張、趙、馬、黃等五虎上將。若用其征伐敵國，則勇往直前，每戰(zhàn)必勝。然而，若用其治理國家，安撫百姓，卻非其所長。在成吉思汗的帝國中，所缺少的正是像諸葛亮這樣的胸懷謀略、能夠經邦治國的文臣。
隨著蒙古帝國疆域的不斷擴展，對于治國文臣的需求也就愈加迫切。就在這時，一個胸懷經邦韜略的杰出人物出現了，他，就是金朝留守在中都城里的大臣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原意是出于《左傳》的一個典故，即“楚材晉用”。而歷史的發(fā)展也確實出現了這種巧合，生長在中原的耶律楚材，在金王朝中沒有能夠發(fā)揮其才干，卻反而得到金朝的宿敵蒙古帝國的重用，正應了這一典故之原意。
蒙古軍攻取中都后，他被成吉思汗征召，隨侍左右，時備咨訪。一次，同是在成吉思汗幕下任職的西夏制弓名匠常八斤，在與耶律楚材閑聊時，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他問耶律楚材道：“我蒙古帝國崇尚武功，可是您卻想以文才受到重用，豈不是背道而馳嗎？”耶律楚材對于工匠常八斤的提問，并未惱怒，反而借事加以比喻，聲稱：“制作弓箭，尚且需要弓匠，難道治理天下，就不需要治天下匠嗎？”［20］
就是這個以“治天下匠”自居的耶律楚材，在他仕途的前半段歷程中，只不過充當了一個中原巫師的角色。這從幾件小事中即可看出。其一，太祖十四年（1219年）六月，成吉思汗準備親率大軍出征花剌子模國。臨行之際，按照“薩滿教”的規(guī)矩舉行祭祀儀式，忽然天上降下大雨雪，深達三尺。盛夏之時發(fā)生這種怪異之事，使成吉思汗對于出軍西征的舉措產生動搖，認為此乃不祥之兆。耶律楚材為大力促成西征，聲稱：“此克敵之象也。”［21］此后，西征的順利進行，為耶律楚材的預言作了很好的證明。
其二，翌年冬，在西征途中，天上忽響大雷。對此異常之事，成吉思汗又不知老天爺對他發(fā)出的是吉兆還是兇兆。于是，再次向耶律楚材請教。耶律楚材回答說，這是回鶻之王當死之征兆。這次居然又被他言中了。有了這種預知未來之事的本領，耶律楚材當然要受到成吉思汗的寵信。
其三，太祖十七年（1222年）夏，天上出現彗星。成吉思汗又向耶律楚材征詢吉兇之兆。而這次的回答簡直是不可思議。他說，遠在中原的金國皇帝將要出現易位。西亞的彗星與中原的帝王難道真的有什么聯系嗎？當然，這個預言總會兌現的。因為亂世之時，國君自然要頻頻易人。而耶律楚材的這個預言，卻一直拖到一年以后才總算得到兌現。
由于耶律楚材所作的許多預言，大多被事實證明無誤，故而成吉思汗對他更加寵信，“于是每將出征，必令公（指耶律楚材）預卜吉兇。上（即成吉思汗）亦燒羊髀骨以符之”［22］。這里所言之燒羊髀骨，乃是蒙古民族世傳之“薩滿教”預卜吉兇的一種方法。由此不難看出，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的眼中，只不過是一個“法術”極為靈驗的中原的“薩滿”而已。成吉思汗凡遇軍國大事，必令其卜算之，并同時用蒙古巫術加以印證。
在成吉思汗一朝，因為耶律楚材充當的只是預卜吉兇的巫師，這一地位，使其在蒙古帝國的政局中，不足以起到重要的決策作用，只能對政事發(fā)表一些有益的見解，起到一個高級參謀的作用。而與他自詡的“治天下匠”的身份，尚有相當大的距離。
當然，由于耶律楚材的淵博學識，給蒙古帝國帶來了中原文化的影響，并已經開始產生作用。其主要的表現之一，就是使蒙古民族能夠了解到世界上還有被稱為“歷法”的知識。
作為一個游牧民族，對于氣候的變化及其預測，較之一個農耕民族而言，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眾多的蒙古牧民，由于文化較落后，只知道用“草兒青，草兒黃”來分辨一年四季的變化。而作為中原的農耕民族，對于季節(jié)的變化，即使是很小的變化，也都給以極大的重視。因其直接影響到農業(yè)生產的進行，以及農業(yè)收成的豐歉。故而早在遠古時期的夏、商、周三代，就已經有了較為完備的歷法知識，并有專門的書籍對其加以記述。
不僅中國的農耕民族是如此，大概凡是從事農業(yè)生產的民族，對于天文歷法都會給予特別的重視。蒙古草原西面的信奉伊斯蘭教及基督教的諸國，因其文化淵源的差異，而自有其不同于中原的、獨特的歷法系統(tǒng)。及至蒙古帝國四出擴張，中原及西域的一些歷法專家，也被蒙古統(tǒng)治者羅致幕下。這種代表農耕文化的歷法知識，乃被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所接受，并將其融入到草原文化之中來。
一次，西域的歷法專家用其獨特的方法加以推算，向成吉思汗奏報，5月15日的晚上將會出現月食。而耶律楚材同時用中原的方法加以推算，認為并無月食發(fā)生。到了那天，果然沒有出現月食。翌年，耶律楚材又奏報，10月15日夜晚，當有月食。而西域的專家則認為沒有。到時候，果然出現月食。成吉思汗對于耶律楚材的本領乃更加佩服，贊賞說：“你連天上的事情都無所不知，更何況人間的事情呢？”［23］
在成吉思汗執(zhí)政時期，治國的法令主要分為三部分。其一，為成吉思汗即位前即已世代相傳的蒙古民族習慣法。主要表現在人們的衣食住行及相互間的交往過程中。其二，是“薩滿教”的各種禁忌之律，主要表現在人們的宗教活動中，當然，也擴展到世俗生活之中。其三，則是成吉思汗在建立蒙古帝國的過程中所頒布的各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法令。
這三部分又相互交融在一起，共同構成蒙古帝國及繼之而起的元朝帝國的法律基礎。因為蒙古民族之風俗崇尚白色，認為是吉祥的象征，故而時人又把蒙古帝國的法令，形象地比喻為“白道子”［23］。對于這些法令，作為蒙古民族而言，已是習以為常，奉行之時并無多大困難。但是，對于其他民族的人士而言，有許多規(guī)定就很難讓人認同。特別是那些具有“薩滿教”之宗教色彩的禁令，更是令人無所適從。稍不注意，就會觸犯其禁忌。而蒙古帝國又從來沒有規(guī)定過有關赦免的法令，凡觸犯禁忌者，皆被處死。
這種狀況，直到太宗窩闊臺即位后，才有所改變。而首倡之者，則是自詡為“治天下匠”的耶律楚材。也正是從這時候開始，他才真正充任了治天下匠的角色。當然，這種政治地位的變化，是與蒙古帝國高層人物之間為爭權奪利而拼搏直接相關的。
是時，拖雷以監(jiān)國者的身份及雄厚的實力，覬覦大汗之位。耶律楚材這時卻采取了對窩闊臺全力相助的立場。一方面以選定“吉日”為名，堵住了拖雷遷延時日的借口，加快了推舉窩闊臺為大汗的儀式的舉行；另一方面，又動員皇兄察合臺親自主持并帶頭行朝拜之禮，從而抬高了窩闊臺的地位，使其得以順利接掌大汗之位。
自此，窩闊臺對耶律楚材言聽計從，乃使他得以施展久貯于胸中的政治抱負。觀其政績之重要者，首先，是在中原地區(qū)設立了十路征收課稅所，委任著名的儒士出任課稅使，主持其事。其重要意義有二：一是使蒙古帝國的社會結構出現部分的改進，即在中原地區(qū)得以繼續(xù)行用封建的剝削方法，而基本除去了肆無忌憚的橫征暴斂和強占百姓為奴隸的現象。這在中原地區(qū)本不足奇，但是對于蒙古帝國而言，卻是社會形態(tài)的一大進步。二是使蒙古政權的組成結構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開始從武將占絕對統(tǒng)治地位，轉變到任用文臣來治理國家。這種官僚組成結構的變化，也為鞏固蒙古帝國的統(tǒng)治，帶來顯著效益。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窩闊臺汗時開始，中原地區(qū)原有的封建制的剝削方式，已經直接對草原游牧經濟產生了較大影響。在蒙古帝國的中心部位草原地區(qū)，也開始行用這種封建的剝削方式。窩闊臺汗下令：“敕蒙古民有馬百者輸牝馬一，牛百者輸牸牛一，羊百者輸羚羊一，為永制。”［25］
其次，是進一步改進蒙古帝國的官僚機構的職能。經耶律楚材奏請：凡地方官吏，州郡之長官，專理民政；萬戶、千戶等軍官，專掌軍務；課稅所官則專門負責財政，雖權貴要員，不得私自侵吞錢財。遂使蒙古帝國的軍、政、財三權分立，各有所統(tǒng)，不再混雜。這一舉措，不僅提高了官僚機構的行政效能，而且除去了許多貪官污吏濫用權力中飽私囊的弊病。
此外，在窩闊臺汗即位的“忽里臺”大會上，經耶律楚材制定的“皇族尊屬皆拜”的大朝會禮儀，也完全是從中原王朝的舊模式中套搬來的，是農耕文化中封建等級觀念及皇權至上觀念的集中表現。在當時的蒙古草原上，民風淳樸，人際間的關系也十分簡單，家族共有財產的觀念依然根深蒂固，而沒有更多的繁文縟節(jié)。凡遇“忽里臺”等大朝會，與會眾人全無尊卑、貴賤之別，高歌酣飲，為所欲為。經耶律楚材奏行“朝儀”之后，蒙古舊俗不分尊卑的情況受到了約束，而中原王朝的封建文化對蒙古帝國的影響，則又進了一步。當然，中原農耕文化對蒙古游牧文化的影響還不止于此。窩闊臺汗即位后的許多重大舉措，都已經反映出農耕文化的濃重色彩。
蒙古帝國都城的設立，即為明證。自古以來，凡游牧民族，皆逐水草而居，四時無定所。故而就連作為居住之處的家，也以便于移動的氈帳、氈車為之。即使是游牧部落的發(fā)展已經達到十分強盛的時期，也很少有首領采取建立固定的居所的舉措。
當然，除了生活上的需要之外，這里也有軍事上的考慮。公元8世紀初，突厥可汗默棘連曾經打算在草原上興建自己的都城。時唐朝正當強盛之期，屢與突厥發(fā)生軍事沖突。故而謀臣暾欲谷勸其不要建造固定的都城，認為：突厥之所以能夠和唐王朝相對抗，正是由于逐水草而居的特性，“居處無常，習于武事。強則進取，弱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若城而居，戰(zhàn)一敗，必為彼禽”［26］。
當游牧民族比與其同時的農耕民族弱小之時，流動性確實給他們幫了很大的忙。一旦他們變得強大起來，建造都城的愿望還是會產生，并加以實現的。時隔不久的唐末，契丹族崛起于東北，建立遼王朝。對于中原的五代王朝及割據藩鎮(zhèn)，軍事上處于優(yōu)勢，所謂“強則進取”，乃建立都城，并不斷向中原攻掠。
這時，遼朝疆域日廣，所受中原文化的影響也日深，但其因長期游牧而養(yǎng)成的四時游蕩的習性并沒有改變，遂形成與之相適應的、不同于中原王朝的都城制度。即設立多處都城，以供四時巡幸［27］。與此同時，遼朝諸帝又仍保留著自己居處的大帳，稱之為“捺缽”。
女真族繼起，建立金王朝，因其經濟已經受到農耕經濟的影響，故而極易接受中原文化。但是，在都城建制方面，卻又沿襲遼朝多京之制，以作為四時巡幸之地。自海陵王南遷中都之后，金朝統(tǒng)治機構基本上完成了“漢化”的過程，其都城之制，雖然仍保留有多個名目［28］，但實際上，真正能夠名副其實的，則只有中都（今北京）一處。
蒙古帝國建立之前，各大部落聯盟的首領，都有自己的大帳，隨著歲時的變化而不斷移動。蒙古帝國崛起之后，成吉思汗當了眾汗之汗，卻仍然保留著傳統(tǒng)舊俗，沒有建立都城，而是以自己所居處的大帳，作為帝國的統(tǒng)治中心。這個中心，也是隨著成吉思汗的四處征戰(zhàn)而不停流動著的。這種狀況，顯然已經不能適應迅速擴張的蒙古帝國的政治需要。
為此，窩闊臺汗在即位之后，開始籌措興建都城之事，并且在攻滅中原王朝——金朝之后，正式著手興建蒙古帝國的第一座固定的都城。在確定都城的位置問題上，窩闊臺汗著實費了一番斟酌。
按照常理，帝國的都城應當設立在整個帝國的中心位置，即成吉思汗賴以起家的斡難河畔的大本營。但是，成吉思汗在生前大行分封諸子侄、兄弟之時，已將這塊沃土賜給了他最寵愛的幼子拖雷。而窩闊臺汗，雖然已被立為大汗的繼承人，卻也只能分得西部蒙古的封地。當然，窩闊臺汗是不愿意把自己的統(tǒng)治中心放到別人，特別是曾經有意篡奪大汗之位的幼弟拖雷及其子孫一系的勢力范圍之內的。
于是，另一個比較理想的位置被確定作為都城所在地，那就是哈拉和林。第一，這里仍不失為蒙古帝國的中心部位。第二，這里距原來的斡難河畔的大本營也不遠，可以有效地監(jiān)視拖雷子孫們的各種活動。第三，這里曾經作為成吉思汗的大帳駐扎之處，將其定為都城，是有淵源可溯的。
一座新的，特別是固定不動的都城，就這樣出現在蒙古大草原上。它不僅表現出蒙古帝國的強大，足以戰(zhàn)勝任何對手，而不再懼怕敵國的進攻。而且也表現出，在草原文化的中心地帶，已經受到中原農耕文化的日漸強化的影響。
這座新的都城之中，不僅有為蒙古帝王居住而修建的皇宮，而且還有大批來自草原之外的各地居民，他們各自建有居室。除了政治人物、手工工匠之外，也有一些宗教界人士，陸續(xù)在這里建有寺廟、道觀、清真寺及基督教堂等。從而表現出這座新都城乃是各種不同文化匯集的一個中心。
而這時在蒙古統(tǒng)治者的眼中，帝國的版圖，其疆界已經不僅僅是大草原了。它由三大部分組成，除了大草原之外，還包括南面的漢族文化的世界，以及西面的伊斯蘭教文化的世界。既然這兩大塊疆域已經被蒙古統(tǒng)治者牢牢地占有，那么，它們的文化，也就自然要融會到蒙古傳統(tǒng)的游牧文化中來。
耶律楚材，以一個精于中原占卜之術的巫者高手的身份而受到成吉思汗的寵信，卻又以一個“治天下匠”的角色而在窩闊臺汗統(tǒng)治下的蒙古帝國發(fā)揮其重要的政治作用。這種變化，也同時表明了，中原文化開始在以游牧文化為主體的蒙古帝國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這不僅是耶律楚材一個人的“幸運”，而且也是整個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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